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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与鲁迅的精神对话
2021-05-15 11:34:03 来源: 访问:

  [关键词]余华与鲁迅;精神第一;“求诸内”批判;理性主义。

  [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对中国文化、国民性等问题的思考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我们至今只能仰望。余华在当代文坛被称为为数不多的具有“鲁迅风”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沿袭了鲁迅对文化、民族心理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在创作的风格上,我们也可以探询到余华的作品和鲁迅的作品的相通之处。人物第一,理性思考的渗透等类似的特点,使得我们在余华的作品中隐约窥见鲁迅崇高而有些模糊的身影。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林贤治在他的专著《鲁迅的最后十年》开篇写道:“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 这评价对于鲁迅来说是中肯的,但要我说的话,我会说,鲁迅会活在将来所有的世纪。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人,他带给我们的,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却又凋零的蔷薇,在他的作品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凉气飕飕的寒冷,可是,那深深的炽热,却深藏在文字的背后待我们感应。鲁迅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我们跟不上他,只能追赶、仰望。在追赶的行列中,也许有一些步伐频率较高的行者,他们虽还没有靠近鲁迅,但比很多人先行几步,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进步,对底层大众的命运思考得更多,他们的精神与鲁迅的精神更多相通之处。在这为数不多的先行的行者中,我注意到了一个跋涉不停的行者的面孔,他,就是被称为具有“鲁迅风”的当代著名作家余华。

  余华1960年出生,当过牙医,曾就职于浙江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市文联。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兄弟》 ,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现实一种》,随笔集《灵魂饭》、《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等多部。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后都很畅销,同时备受评论界关注。先锋文学给予了《在细雨中呼喊》以更多的肯定;传统的文学评论给予了随后几年出版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多的好评,所谓 “现实主义的回归”即是;到2005、2006年出版《兄弟》上下部,余华的作品再次引发书市的销售狂潮和评论界的批评热潮。尽管很多知名评论家,包括谢有顺、张颐武、李敬泽,都对余华在《兄弟》中的转变从不同侧面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可是余华作品中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后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描述,还是体现出了

  一个严肃作家对现实的思考。我敢说,相对于那些给我们带来眩目光束和灿烂花朵的作家,余华在所有中国当代作家中在精神气质上最接近鲁迅,他们在进行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对话之一:精神高于一切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①一文中公布了自己的文学宣言,他说:“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他的“接近真实”与一般的人对真实的理解恰恰是相反的,他的“接近真实”是“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的”。他在阐述中认为,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这种写作态度事实上恰恰和鲁迅在《阿Q正传》中开创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余华的所谓“接近真实”指的是逼近精神世界的真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创作中他可以摒弃一切常规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可以说,余华的作品把人物的精神置于最高的位置,从这一点上,他和鲁迅应该是极有共同语言的。

  常规的创作方式中,为了“接受真实”,必须精细地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周围环境;必须竭力塑造人物性格;必须遵循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而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他开创了一种背弃常规的全新的创作态度和写作方式。《阿Q正传》没有津津乐道地去描述人物身上穿着什么衣服,而是抓住了人物的内心和意识,集中刻画阿Q的精神胜利法。环境描写,也没有一些琐碎的细节交待,而是淡笔勾勒,更测重于一种寓言化,象征性的精神环境。从性格描写上说,阿Q自然有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性格。然而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精神高于性格,阿Q的“精神胜利法”起到了对性格的“内控”作用,也正因为鲁迅历来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当作“第一要著”,倾全力刻画阿Q的精神胜利法,才使阿Q具有了永远说不尽的无穷底蕴,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鲁迅全新的思维方式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作品中表现对旧中国一整套秩序的大胆怀疑,这和余华的“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从而更加“自由地接近真实”是相对应的。《阿Q正传》中未庄子虚乌有,很多细节于常理看来更是不可能存在(如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但是从精神本质上思考,我们却不可否认这些细节中包含着坚实的事实,它们辛辣地讽刺了的确存在的某些国人一味追求盲目精神胜利的可耻现象,或者说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弱点。而这种虚假的荣耀和胜利我们在余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也可以轻易在体会到。

  余华很早就感悟到了精神高于性格,精神高于一切的价值和意义,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他一直在苦苦追寻人的精神,探索人的精神,雕塑人的精神,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他在追寻中获得的丰硕的成果,而他的《兄弟》,特别使下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在对现实细节包括时代流行语的描摹堆砌中体现他的这一创作追求。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人物的外貌和周围环境均没有进行精细地描写,正像他在《虚伪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看法:二十世纪的作家不会再去从事精细描写人物外貌及环境的无效劳动,而是抓住最主要的事物,也就是人的内心和意识。以上两部小说跨越的时代均比较长,余华没有过多地强调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是充盈了一种淡淡的象征性的精神环境,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凸现了富贵乐天地“活着”和许三观压榨自身而活着的精神内涵。至于人物性格,余华道:“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面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②余华所说的“欲望”,在同文的前段,又称为“精神”,他认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余华的这一创作理念和鲁迅的《阿Q正传》是契合的,阿Q就是因为充满了处处当胜利者的欲望,而在现实中又处处受挫,所以只能退回内心,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富贵、许三观在生活中也是面对着种种打击却又无力改变,这使得富贵以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乐天精神承受着生命中无常的灾难;而许三观却以“抽卖身内鲜血”的方式去与他所面对的世界打交道。余华在塑造形象的时候强调的都是他们的精神形象,他的作品中,精神也是高于性格的。

  余华的《兄弟》出版后,著名批评家谢有顺在对小说的批评中提到,《兄弟》(上)小说情节失真,他举到一个例子,在第43页:男主人公宋凡平在上千人面前,完成了一个扣篮动作,紧接着,这个腼腆善良的人居然跑到球场外,意犹未尽一把抱起了李兰。 谢有顺随后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乡镇,在一个连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有“道德洁癖”的年代,一个腼腆老实的男人,不仅会扣篮,而且还在上千人的面前把一个寡妇 “抱起来”、“举起来”,这显然体现了小说的粗糙失真。可是从精神层面真实的角度,很多读者还是宁愿相信这个细节的真实的。实际上,余华早就强调,自己的“接近真实”是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的。他说:“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③他执意要在形式上“虚伪的作品”中表现本质的真实,这种真实必须上升到精神本质上思考,就像我们理解鲁迅的《阿Q正传》必须强调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样,要理解余华创造的富贵、许三观、宋凡平,也必须从“精神高于一切”的角度出发。

  对话之二:“求诸内”的批判

  在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儒、道、佛的影响最大,而且有“三教同源”的共鸣,不像西方的各种教派,战争不断。儒、道、佛的争论自然曾有过,但到唐代,三家逐渐合流,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新的共鸣时期,这自然有历史原因但从心理渊源去考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三教“求诸内”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与创造,一味向内心退缩,制造种种虚设的理由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胜利,古代的许多诗人均受到这种心理定势的影响,诸如屈原、陶渊明,甚至李白、苏轼,而我们传统的价值判断对他们“求诸内”的心理往往持一种肯定、欣赏的态度,殊不知,这种长期积淀的顽固的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恰恰是中国人的一大弱点。

  鲁迅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弱点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他创造了一个现实生活中子虚乌有的阿Q,把中国人退回内心以求精神胜利的普遍现象集中到阿Q一个人的身上,给予戏剧性的演示,让我们在笑声中思索自身类似的弱点。鲁迅对阿Q是充满了同情的,但同情并不等于认同,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对阿Q的态度总体上说是以批判为主的,也就是贬大于褒,否多于臧。鲁迅毫不讳言自己创作小说是为了人生,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心理渊源上去解读《阿Q正传》,鲁迅揭示的是我们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求诸内”的心理,怪不得很多人读了《阿Q正传》总感觉自己身上有阿Q的影子,或者阿Q的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呢!

  余华《活着》中的富贵承继并凸现了阿Q“求诸内”的那种“乐天”精神。富贵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他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小说的最后,富贵牵着一头老牛在黄昏慢慢走远,非常地平静,蕴含着非凡的命运的承受力……这种坚忍不拔地“活着”的精神自然有他正面的因素,但一味地削弱外界的影响退回内心显然也是消极的。评论界大多认为余华对富贵乐天地“活着”的精神主要采取的是赞颂的态度,对其负面的内在消极因素缺乏深掘,而在我的观念里,余华对“求诸内”心理的批判是渗透在《活着》里的。富贵的人生经历里,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诸如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伴随着一个亲人的离去,可他从没有抱怨过外界,而是对与外界变化密切相关的所谓“命运”坚信不疑,富贵最后只得与老牛为伴的命运事实上已经蕴含了余华的思索和批判,应该说,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批判应该也是一种批判吧?

  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中国人的“活法”进行了较《活着》更加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许三观家庭中的每一次“大变故”,诸如结婚、儿子闯祸要赔钱、儿子生病等等,都是靠他以一种更为残酷的“求诸内”——卖血来度过的。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结尾说道:“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许三观的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于惊骇和恐惧中联想更多。那么它到底在象征什么呢?许三观初始的卖血,是迫于环境,因为除了卖血他没有其他的途径获得工资以外的任何收入。而到了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他的儿子们也都有了工作,他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去卖血的时期,许三观还是坚持卖血,并为自己年纪大了血卖不出去而哭泣,这就寓意这种“求诸内”的“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定势和精神机制。许三观在三年困难时期家里连稀饭都喝不饱的情况下,躺在床上生动形象地给许玉兰和一乐、二乐、三乐口头各炒了一盘他们最爱吃的菜,弄得大家涎水直流并哈哈大笑,也是典型的阿Q的“精神胜利”式的自我安慰。事实上,在中国像许三观这样的老百姓是很多的。当然,并不见得要真的像许三观那样去卖血,但中国的老百姓很多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点,这是他们对内的活法。而对外,他们又是要求平等的,而且是绝对的平等,如果别人活着糟糕,那自己活着糟糕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但他们绝不能容忍别人活得比自己好。许三观也是以这样的心理去“与世界打交道”的,但到头来他还是发现,追求绝对的平等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像小说最后许三观对许玉兰说的“这叫X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到这时,许三观已经对自己“理解世界并与之打交道的方式”表示怀疑了,也许他对自己以往每次卖血后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满足也很不以为然了。余华对许三观的“求诸内”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但他和鲁迅对阿Q的态度一样,并没有采取贬斥和嘲笑的态度,从许三观的固执和失败中我们体会到他的可悲,又觉得他有一丝可爱,也许会为他鞠一把热泪,有可能从他的身上找出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的影儿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与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是渗透了对中国人传统的“求诸内”心理定势的批判的。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同样向人们昭示了纠正中国人“求诸内”心理定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感悟余华创造的许三观,我们可以体会到: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中国人“求诸内”和追求绝对平等的致命弱点,将心理定势与精神走向扭转为求诸外,在建设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很难获得成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将波及全球,中国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在这样的时代面前,仍保持“求诸内”的民族心理定势,结果会如何呢?不言而喻,正像阿Q给予二十世纪初期的人们予哲学启悟一样,富贵、许三观这样的典型形象同样也应该给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以心灵上的启迪。

  对话之三:人物第一的信条

  西方的小说在近代三百年以来,便逐步加强了对人物的重视,将人物放到了小说的中心。而中国古典的小说强调消遣,注重趣味性,强调更多的是情节的曲折多变,扑朔迷离。可以说,有意识地遵循“人物第一”的信条去创造典型,在中国是由鲁迅开始的。正是这种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的自觉意识与努力实践,促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阿Q这一世界瞩目的艺术形象。《阿Q正传》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取材的,它截取阿Q生活中的几个横断面,表现他复杂多元的性格,在他性格的多元展示中凸现他的“精神胜利”。如前所述,《阿Q正传》中精神高于性格,但精神终归要由人物来承载,所以叙述的时候,鲁迅是把人物,或者说人物的精神置于他叙述的中心的。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坛,“人物第一”的信条逐步被一些年轻作家淡化消解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出现的“晚生代”小说等等,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小说叙述革命,将“人物第一”演化为“叙述第一”,马原的“叙述圈套”、苏童的“叙事动机”、格非的“叙事空缺”均是这场革命的产物。勿庸置疑,这场“革命”有他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负面效应:最易从文学作品走入人们记忆的人物被“革”掉了,“叙述第一”的作品牺牲了故事,更牺牲了人物。这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叙事革命”过后,非常遗憾地没给人们的记忆留下令人难忘的典型。

  余华的创作也曾有过过分注重叙述的阶段,他在八十年代后期创作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就有这方面的倾向。但到了《活着》,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感悟到“这样的写作持续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当我被某些活生生的事实所深深打动时,我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叙述很难接近到活生生之中。”“我感到今天的写作不应该是昨天的方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⑤实质上也如此,余华从《活着》之后使自己的语言和风格更为纯粹,更为中国化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先锋”派的叙述技巧,而是把先锋派的一些有益的叙述方法运用了人物塑造中去了。《许三观卖血记》中,叙述简洁,淡笔勾勒,不作琐碎交代,常常靠一些简洁风趣的对话把时代环境、事件过程说清楚,使“人的内心和意识”显豁出来,这绝非纯粹传统写实手法所能企及。而“人物第一”的自觉意识使余华能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塑造典型服务,也使得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典型。《活着》中的富贵,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时代巨变,由一个富家少爷变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他的妻子、儿女、女婿、外孙相继离他而去,可是最后,当他独自牵着牛在田野里耕田的时候,那种宁静,凸显了一个骨子里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乡间老头的超然。有评论指出,余华的《活着》有灾难扩大化的倾向,但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我觉得现实的灾难性远远比小说描写的来得更深切。到了前两年出版的《兄弟》,余华的创作有了一个特别大的转变,正像余华自己所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作家的风格总是在变化之中。《兄弟》的上部写的是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俩文革时期的生活,下部则表现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本世纪初期所谓“人性泛滥”时代兄弟俩的纠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兄弟》这部小说中,余华淡化了“人物第一”的信条,把情节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特别是下部,堆砌了大量的街头巷尾传闻式情节,体现了一种叙述的狂欢。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应该说他的转变是失败的,他并没有寻找到自己全新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这失败,可以看作是余华放弃自己曾经信奉的信条的一个现实应验,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期待余华在以后的创作中能警醒自己。

  对话之四:理性主义的渗透

  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⑥这当是小说创作者的肺腑之言。

  鲁迅之所以能创造出阿Q这样的不朽典型,主要是在于长期思索后,鲁迅把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普遍的弱点和其在中国人身上的突出表现上升到了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中,并把这一理性的认识渗透到他所创造的人物身上。《阿Q正传》是一部寓言式的哲理小说,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与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关系密切。可以说,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

  中国当代小说曾掀起过一股还原“本真”、消解理性、摒弃哲学的浪潮,这种浪潮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但也带着浓厚的盲目性,是缺乏自觉理性和独立哲学的表现。余华对理性却是始终坚持执着追求的。他对八十年代文学界批判“主题先行”表示愤慨,认为“完全没有道理”。对作家 进入创作之前对生活进行自觉的理性分析并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某种主题思想,余华是赞赏以此统帅对生活素材的择取与提炼的。

  鲁迅有极高的哲学修养,在创造阿Q的过程中,他把生活和哲学的关系处理得极其精当,把理性主义在作品中的渗透把握得恰如其分!他是从人学的高度去塑造阿Q的,把生活原型身上的哲学意蕴发掘出来。他对阿Q进城给盗窃团伙充当小角色的传奇经历不正面详写,对能表现阿Q精神胜利法的细节却精心描绘,由具体的生活细节组合成整体的意象,透发出形而上的哲学意蕴和象征意象,使人们于阅读中体会阿Q精神胜利法的荒谬,进而警觉并反观现实,反观自身,从中获得教益。

  加缪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 ⑦余华也意识到了对哲学、对理性追求的重要性,但由于哲学修养的差距,他所创造的典型仍难以具备阿Q那样深厚无穷的哲学意蕴与普泛无际的典型意象,但他毕竟在努力寻求认同,他曾说鲁迅“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应该和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放在一起,他与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学问的两个”。⑧ 他表示自己“一辈子也赶不上鲁迅”,还说自己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但哲学修养远远不够,当是非常中肯的自评。

  余华的《活着》中对富贵坚忍地、“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乐天活法的描述,应该说渗透了他对很多中国老百姓与相似的“活法”的思索。到了《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的“求诸内”更加形象具体,也显得更加残酷,甚至触目惊心。也因其残酷,便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更比富贵的批判性加强。不过也因其过于具体,而且整部小说一以贯之,便使得许三观难以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性、抽象性。到了《兄弟》,也许余华较多地考虑了市场,也许生活角色的转换使得余华对现实世界的领悟有了自然的转换,在谈及《兄弟》时,他不断强调“正面强攻”、“强度叙述”,显示了余华试图超越自己的一种努力,尽管这种努力还有待时间来证明,也可能是不成功的,不过面对当代难得的具有“鲁迅风”的作家之一,我们还是期待着余华能处理好“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塑造出更具哲理意蕴,更具普泛意义的艺术典型,并藉此与鲁迅进行更高层次的精神对话。

  注:

  ①②③ 《虚伪的作品》,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④ 《许三观卖血记》25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

  ⑤ 《许三观卖血记》255页,《叙述中理想——代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

  ⑥ 《清醒的说梦者》,见《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⑦加缪《哲学和小说》,见《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

  ⑧《余华说:一辈子也赶不上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