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活动既是文本的生产又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外部技术发达和内部技巧成熟，文学生产的各种特征完全凸显，生产方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清末民初新小说推动中国文学现代生产方式的确立。《新小说》的创刊使新小说开始生产，新小说的作家、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消费与阅读都是不同于传统的。新小说的意识形态生产表现出新民的时代色彩。新小说关注社会问题、刻画普通人物，想象国家未来、批判封建官场、揭露社会丑恶、描绘私人生活等，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新小说的生产使中国文学走上现代生产的道路，同时为“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关键词】： 清末民初 新小说 文学生产 意识形态


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创作文学，他们就在进行一种特殊的生产。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人们尚未意识到这种生产的特殊性，直到十八、九世纪，文学活动作为生产行为的一系列特性才凸现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艺术生产”的概念：“就某些艺术形式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马克思认为艺术作为生产的全部特性出现时，传统的生产方式就要终结，而且艺术形式也将与以前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理论主张文学生产既是文本的生产，又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变革会促使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学生产方式也随之产生巨大变化，但新的“小说生产方式的改变（如生产制度、报刊连载或者畅销书批判等）引起小说叙事方式或者其它表现技巧的嬗变，我们都很少予以关注。”[2]清末民初在中国文学生产史上是重要的时间概念，是中国文学发生更生之变的关键时期。因为清末民初新小说的生产和消费直接推动了文学生产方式转变。

一、1902年的文学生产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从技术层面明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的实质：“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工业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3]技术的秩序代替自然的秩序是历史的必然。贝尔所说的景象在中国是迟来的、被动的、不均衡的、代价沉重的。当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机器生产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的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和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观念都发生了动摇和改变，中国文学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这种变局不是以前的“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4]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外部技术飞跃和内部写作技巧的革新共同作用产生的。从1874年中国出现第一份报纸开始，中国文学就开始新的酝酿，到了1902年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果实。“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5]同时也解开了中国文学生产史上新的一页。

中国文学生产史上的1902年，是最不不寻常的一年。“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始蔚为奇观。”[6]《新小说》杂志的封面就是别开生面和振奋人心的。“新小说”三个字用魏碑体书写，魏碑字体的特点是结字慷慨庄严，运笔浑厚有力，字形棱角分明，充满阳刚之气，“新小说”三个字包含热血沸腾的气势，仿佛有扫除传统文艺追求阴柔妩媚的审美趣味的雄心壮志，给人一种气象更新的感觉。《绣像小说》的封面是一枝雍容艳丽的牡丹花，牡丹花是富贵繁荣的象征，显示出该杂志的从容大度的气质。《月月小说》不但用雄浑的魏碑体写刊名，而且还加配上英文，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开放眼光，表明《月月小说》的开放姿态。凡此种种都预示着中国文学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

《新小说》杂志出版时声明：“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新小说》大量刊载翻译文学，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的外部信息，使国人可以便捷地了解世界。中国文学开始了有意识有目的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创作经验，进而汇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新小说》特别注重刊发关于小说的理论文章，为中国小说创作提供理论上指导和支持，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创作并进的目的，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强调，扭转了古典小说的逃避现实的弊端。《新小说》紧贴时代、面向未来，集中表达民间的声音，使中国文学走上了“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7]的广阔道路。

1902年以前的小说也呈现出一些现代成分，但这很少是有意识的行为，多是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序曲和前奏而已。“新小说”开始创作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所谓“新小说”是指清末民初以来，具体地说是从《新小说》创刊开始，在各种报章杂志大量刊载的密切关注现实和表达民间声音的小说，这些小说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现代意识形态性质。“新小说”包括政治小说、社会小说、教育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等。“新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举办的小说竞赛，这次小说竞赛明确提出针对三种时弊：时文、缠足、鸦片。这种问题意识是中国古典小说没有过的，尽管竞赛并没有成功，却开创了中国小说关注社会现实的先例。

《新小说》杂志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表明小说创作的目的是开民智、新民风。梁启超发表“小说界革命”中最重要的理论论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从1898年《本馆复印说部缘起》发表开始，新小说的理论探索彻底完成。梁启超认为旧小说的作者，多是一些落魄的文人，他们只是把小说作为消遣游戏的工具，书商们为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编写通俗小说，这些旧小说败坏人心和风俗，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才子佳人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随后梁启超把中国社会上盛行的迷信相命，卜筮祈禳，风水械斗，迎神赛会，轻弃信义，权谋诡诈，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笫，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使一些人惟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或帮会门派，巧取豪夺，伤风败俗，陷溺人群等等社会现象，都统统算到了小说身上。所以最后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