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文针对当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论述了理论研究者所应履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责任的内容，提出了其实现社会责任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理论创新与学术自律的个体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形成的群体条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条件。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 社会责任 实现条件 高等教育 社会科学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ory researcher and its realize conditon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24)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theory researcher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ent which should be fulfilled by theory researche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morals, and so on,proposing four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society responsibility: The theory innovation and the academic autonomy as individual conditions, 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academic democracy as soci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 of thought form as the community condition and the unif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practice condition.
Key Words: theory research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ize conditio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近年来,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的问题日益成为了当前理论界的一个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400余人的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是从明确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的问题。

一、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什么是理论研究者？我们认为，所谓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顾名思义，“责”是指职责，“任”是指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我们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 [1] ]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以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其研究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的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以促进人类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发展、进步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地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 [2]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 [3] ]因此，学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齐格蒙·鲍曼指出，“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 [4] ]；“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 [5] ]；“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 [6] ] 。因此，理论研究者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求我们理论研究者以其特有的专业理论研究来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也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7]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社会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但是，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消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其经济责任来说，理论研究者也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的经济责任是不同的。比如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的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就不是直接接入经济的领域研究中，而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才开始关注，而且关注的也只是报刊上已经炒得过热的就业问题，而对金融危机可能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关注不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专业、课程、教学、师资与人文教育的影响关注更少。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金融危机一爆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先生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前的学术责任意识，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发展机遇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组织本院的教师、博士生进行研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的预警性的理论研究文章。[ [8] ] 对此，潘懋元先生深刻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要有前沿意识和前瞻预见，对改革的重大问题要下功夫抓住，而不是一味赶热点、唱赞歌。他针对目前整个高教界对前沿性的理论与前瞻性的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低的情形告诫说：“要具有这样的眼光，对前沿性理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有的可以及时组织笔谈，有的则要提出建议，引导长期研究。”[ [9] ]潘先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九十岁学术老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精神风范，模范地履行了一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