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文是什么”被认为是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前提性问题，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一、确定性给人以稳定和安全的感觉;二、人类天然有形而上的本体追问的兴趣;三、追问“是什么”既可明确事物“是其所是”的依据，又能据此“成其所是”;四、“是什么”的问题总是演化成“规律”、“目的”和“本质”等问题，因此，它不可避免的成了各种“教学问题”的问题之源。对这一问题的研讨，可以从“陷入其中”转向“置身其外”的“问题史”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是;确定性;本体论

　　一

　　“语文是什么”这一问题已经困扰语文教育界太久，至今我们都难以走出它的阴影。大家普遍相信，任何一种语文课程与教学行为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理论预设，即都有一个“语文是什么”的个人理解，所以这个近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成了“一个语文教育绕不过去的问题”(李海林，2006)。而它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或“语文教学”)的“性质”、“目的”、“任务”等问题，产生了意见纷呈的本体论课程话语。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虽然大家不断试图破解语文学科所谓“特有的”“性质问题”，找到语文科“独当其任”的“任”，明确语文科“是其所是”的“是”，或终结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追问”的努力，但就目前的成果来看，从“纷争”性质到“消解”性质(于源溟，2004)，从“语文”新解(如“言语教学论”)，到取消“语文”(王文延，2000;江川，2002;李俊，2005)，我们的这些工作虽已更趋理性，却还远未达成共识。

　　实际上，人们总有这样一个思考习惯——只有先认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才能明确“它能够做什么?”这就好比说，你只有知道“什么是饺子”，才“能够包出饺子来”，否则你包出来的也许成了馄饨或者别的什么。相应的，在语文教育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只有认识了“何为语文”，才能清楚“语文何为”。因此，语文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为“语文”划界，以确定语文究竟是什么、能做什么，而“语文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李海林，2005)、“语文界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潘新和，2005)。当然，事实上，人们对此问题源源不断的产生兴趣绝非一个简单的“思考习惯”就能解释清楚的。那么，“语文是什么”何以成为一个困扰我们的“前提性”问题呢?

　　二

　　原因之一：确定性给人以稳定和安全的感觉，人们往往乐于处在确定性中，却不大在意究竟是谁提供了怎样的确定性。

　　我们总是需要确定性带来的稳定与安全的感觉。人类面临的是一个诸事杂陈的世界，倘使没有对现象界的抽象和概括、指称与界定，人类有限的认识与理解几乎不可能把握那无数个体、无数事象与无数可能，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须知，人们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坐标，一种身份确认，否则对于个体来讲，生存将是多么难以想像的事情。对于认识和理解而言，语词提供了某种确定性，正是有了那些整合了多样性因素、从特殊个体内容中抽取出来的共渡的概念和语词，我们才能够更方便的共同谈论一些人、事、物，才能在交流中说出一个“树”的抽象概念即可在对方那里唤醒“树”的具象，而不必向他描绘这棵树的位置、长短、粗细等细节。这样，至少在“牛”与“树”之间，我们用指称的方式划定了界线。对世界划界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控制、规范和驾驭，当我们一一指称了现实世界的人、事、物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在我们的安排之下，变得秩序井然而不再令人恐慌和不可琢磨了。对于人的生存而言，确定性即意味着某种“社会承认”。社会是这样一种机构，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体都被赋予某种身份、位置，而他们都要经受各种制度的规约——那些制度其实也是抽象出来的、用以衡量每一个体的“尺度”，都要恰如其是的言说和行事，否则便是僭越了“本分”。而僭越了本分的个体就有被社会遗弃的危险。社会其实只在“确定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上才可以正常运转，它无法顾及每一特殊个体，满足他们林林总总、复杂矛盾的愿望。也正是因此，在那些极端的年代里，许多人乐于做革命的螺丝钉;即便做不成革命的螺丝钉，被贴上右派、地富甚至反革命的标签也有人心安理得的接受，虽然令人恐慌，但毕竟有一个社会位置。

　　对“语文”也可作如是观。正如普遍流行的课程话语——“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相等”、“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所揭示的一样，语文、语文学科、语文课程、语文教学所涵盖与指称的世界是如此辽阔和丰富，倘使这一世界没有一个基本的规定性，我们当如何把握它?倘使不能在语文和大语文、泛语文、非语文之间划定界线，在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给“语文”划界，也就是给“语文实践”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规范。而“语文”因此也才获得了某种确切的“身分”。虽然有时我们也不满足于一个给定的身分——比如“工具性”之类，而试图另觅他途，贴上更合适的标签——比如“人文性”、“文化性”之类。不过，我们总需要某个标签、某种身分，并借以推销一种主张或践行一种观念。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们走马灯似的给“语文”贴了各种标签，定了各种身分，设了诸多标准，其反复无常终致让人无所适从。当然，在我们“恰如其时”的质疑各种标签时，总是忘记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什么给“语文”贴上了这样的标签?[1]

　　三

　　原因之二：人类总是天然的对形而上的本体追问怀有兴趣，以期对置身其中的世界做出各种解释。

　　我们总要对事物和事情划界，还因为我们总会产生终极追问的兴趣，总有超越实存的愿望——总想从更高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实存。“抛开可见的现存世界，去追求一个不可见的本体世界，这是只有人才会具有的特性”，人类这种“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是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特性通常被称作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看，任何一种世界观理论，无论是科学的、哲学的，还是艺术的、神话的，大都以揭示世界本质、破解世界奥秘，从而达到对世界的规律性的把握为其逻辑起点的。[2]这就好比对于人自身来说，我们单单明白了人怎么吃饭，怎么行走，怎么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总还有这样的追问冲动：人之为人的依据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德性是什么?等等。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3]。不仅如此，各学科其实也都对“是什么”的问题怀有浓厚而持久的兴趣，于是才会有如下的系列追问：社会是什么?哲学是什么?科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类是什么?教育是什么?历史是什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是数学?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艺术?伦理学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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