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价值取向是稳定价值观的动态表现，对个体行为有直接的导向作用。本研究在专家访谈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编制了基层党政干部价值取向的调查问卷，并运用此问卷调查了879名基层党政干部。本研究采用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建立和验证了基层党政干部的价值取向模型，分析了不同基层党政干部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基层党政干部价值取向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任职年限、行政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回归分析表明价值取向是基层党政干部组织公民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其中社会取向对基层党政干部的组织公民行为最具预测力。

　　关键词 基层党政干部; 价值取向;结构方程建模;组织公民行为

　　1前 言

　　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都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探索。基层党政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其思想及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党的伟大事业，党和政府历来也非常重视对党政干部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和引导。

　　对于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61)对价值观重要作用的界定：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1]。克拉克洪认为，在一个一个有关“值得的”的看法的背后，是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概念系统，这套系统是有关对大自然的看法、对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对值得做及不值得做的看法。克拉克洪称之为“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

　　章志光(1993)认为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着对事物重要性的不同评价标准和一种相对稳定的看法，这种关于事物对个人或

　　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概念，便是价值观[2]。他还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有层次的结构，

　　因而也被叫做“价值系统”(values system);当一种价值观经内化而成为人的行为向导时，就被称为“价值取向”(values orientation);价值取向是稳定价值观的动态表现。

　　台湾学者李亦园和文崇一对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价值观仅注重情感(affection)，而价值取向不仅注重情感还注重认知(cognition)和方向(direction)[3]。因此，理智抉择和方向确定的介入使得价值取向具有了动态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导致某种相应行为的产生。

　　这里我们使用章志光对价值取向所下的定义：价值取向是个人内心关于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倾向，是个人内化了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与定向作用。

　　党政干部群体由于其职责和使命的特殊性，其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特点，相对于一般人来讲，党政干部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经济、权力、社会、成就、知识等方面的取向[4]。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概念最早是Barnard

　　在1938年提出的“想要合作的意愿”[5]Organ

　　在1988年正式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地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同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6]”后来，Organ在1997年对组织公民行为又给予重新定义，认为它类似于Berman等人在1993年提出关系绩效，能够对组织的社会和心理环境提供维持和增强作用，从而把组织公民行为和关系绩效的内涵统一起来。

　　组织公民行为是工作行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作行为的一个有效效标，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价值取向对组织公民行为有预测作用。个人主义取向以自我利益和目标为中心，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很少服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取向以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当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发生冲突时，往往服从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与组织的社会性交换是不公平的，因而较少出现组织公民行为;集体主义者认为自己与组织的交换是公平的，而且组织公民行为本身是自觉维持群体利益的行为，因而更容易出现组织公民行为。个人主义取向和集体主义取向是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指标。[7]

　　郭晓薇在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中也证实了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不仅对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独立于公平感的显著预测作用，而且与公平感相比，可以解释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变异。[8]

　　价值取向是我们了解基层党政干部行为的基础，是探究党政干部行为背后深层次心理活动的重要途径，为我们了解党政干部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确立基层党政干部价值取向的基本维度和结构，另外，对价值取向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探讨，将有利于拓宽价值观理论研究的视野，为实施有效的党政干部的思政管理和教育培训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别在盐城市、阜宁县、建湖县，大丰市、东台市和扬州市以及宁夏盐池县等地开展问卷调查。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东西部以及南北的样本差异。在各地方组织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共发放问卷1000份，从职级来看分为处级党政干部、科级党政干部和一般党政干部，最后回收问卷952份，其中有效问卷879份，回收率为95.2%，有效率为92.3%。样本基本情况是：男性658人(74.9%)，女性221人(25.1%); 30岁以下134人(15.2%)，30-40岁369人(42.0%)，40—50岁301人(34.2%)，50岁以上75人(8.5%)，任职年限：5年以下327人(37.2%)，5-10年246人(28.0%)，10-15年136人(15.5%)，15年以上170人(19.3%);行政级别：正处级7人(0.8%);副处级36人(4.1%)，正科级104人(11.8%)，副科级293人(33.3%)，一般干部439人(49.9%)。

　　2.2 统计工具

　　问卷集体施测，匿名进行答题，完成后主试当场收回调查问卷。对问卷进行编码处理后，结果使用SPSS 11.5 for Windows 和Amos 4.0统计完成。

　　2.3 研究工具：

　　(1)本研究在专家访谈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自编了《基层党政干部价值取向调查问卷》。本研究对自编问卷进行了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具体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对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抽取出来的因素结构进行验证，以实施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具体是通过将879份有效问卷进行随机分半，在其中一个样本(n=440)上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找出变量的因素结构。再在另一个样本(n=439)中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去验证因素的结构，以找出最佳的测量模型。探索性因素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6个，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61.18%。这六个因子分别为：钱权取向(α系数0.848)，知识取向(α系数0.869)，社会取向(α系数0.850)，生命取向(α系数0.765)，成就取向(α系数0.715)，人际取向(α系数0.750)。总问卷的α系数0.841，分半信度为0.820。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参见表1。其中，X2/df 大于10表示模型很不理想，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小于3则模型较好。GFI、NFI、IFI、TLI、CFI应大于或者接近0.90。RMSEA的取值在0～1之间，临界值为0.08，越接近0越好。统计结果表明，编制的《基层党政干部价值取向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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