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遇到如何与中国从古到今、发展流变、动态变化中的“活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碰撞、相契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化”在中国文化传统这块360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土壤上。前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又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即最高信仰，后者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或曰文化血脉、文化基因。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包含了儒学的现代化的文化意蕴，儒学的现代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学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和价值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目标。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在时代精神的关照下，进行异同比较和综合创新，可以决定中国大陆未来的精神走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现代化 异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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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邵龙宝，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当前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层面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价值问题或者说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前者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后者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表征，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民族根性的文化资源和符号;前者是世界观、方法论，后者是中国人的伦理观、道德观和做人的信仰，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决定了中国大陆未来的精神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包括以下内涵：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近代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是指与初级阶段的国情即与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这方面也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三，与第二个方面密切联系，是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其中包含与儒学相结合的尝试，这项工作我们已找到了很好的途径，如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形象、中国气派的文化内涵，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浅层次，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尚未展开研究;第四，是指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上面第三个问题相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属于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欠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遇到如何与中国从古到今、发展流变、动态变化中的“活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碰撞、相契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化”在中国文化传统这片360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土壤上;这是从过去到现在，以至走向未来，在动态中变迁的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土壤。就好像当年佛教进入中国有一个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现在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多，而对后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相对较少，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及其罕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层面上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大量的文化资源远没有得到开掘，在如何应用方面更是不知所云。我们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 所谓“儒学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 所谓“断裂化”)。

　　儒学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中之一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在大陆中国有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儒学的现代化相结合。前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又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即最高信仰，后者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或曰文化血脉、文化基因。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包含了儒学的现代化的文化意蕴，儒学的现代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学思想的指导。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中国社会，其文化建设之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之重要内涵的一个方面就是儒学的现代化。在这两个问题当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继承和反思批判的命题，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异化理论和人学思想对儒学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包括对制度化的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的儒学的反思、批判和继承、弘扬;亦即包括对文献典籍的儒学和“活着”的儒学传统的反思、批判、继承和弘扬。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可或缺的一项研究工作，也是儒学的现代化研究本身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两者的结合(包括汲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便于为建设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性要求的中国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为建设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而又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主要包含了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和价值层面的会通和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这三个方面。

　　一、信仰层面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与儒家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信仰有着相通相容性。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者。马克思从人对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现实世界对人的理性的贬抑来说明神灵世界的发生，认为神灵的存在是因为理性的匮乏，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神灵的存在其实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中国人在近代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道德人文理性的信仰观有关。尽管中国传统有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还有近代进入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且有3亿左右的人信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中国社会基本上属于无神论国度。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同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讲求道德自觉，它重人生和现世，不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而是要在人间社会建立精神王国。有人认为儒学是一种半哲学半宗教，这里的半宗教在我看来是指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所以，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就不属于宗教信仰。实际上儒学不是宗教但确是信仰。儒家对“天命”的崇拜之中内涵着对道德自觉的超越性的信仰，这是一种属于道德实践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命运的关怀，追求崇高的人类道德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理想虽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但在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上还是有诸多共通性、一致性。从《礼记》的大同社会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原名为《人类公理》，其依据是《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记》中的“小康”、“大同”说，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里有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与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有着诸多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Communism)来自于拉丁语的communist，汉语是指“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的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讲求秩序与和谐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思想把秩序、和谐放在自由和民主之前，儒家认为只有秩序与和谐的社会才能给每一个体带来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动荡不安，个体自由的环境和空间就不存在了。这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重要性，由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使个人的自由得到保障不一样。西方的个人主义把自由放在秩序与和谐的前面会导致每一个体所要求的自由发生矛盾和冲突，以致变成谁对谁错无休止的争论。共产主义有两个定义：其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灭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①二是指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在政治生活中讲求民主决策，由“自人的联合体共同参政议政，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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