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上诸多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的整理解读相比,韩国俗字的辑录与整理则显得相对薄弱。对韩国俗字进行专门整理的,如崔南善的《新字典》(大东印刷株式会社,1928年)附有俗字谱,可谓是对俗字关注最早的一位学者。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在搜集各种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韩国汉字的略字调查》(1991年)与《汉字略字调查》(1993年),收录包括以《韵会玉篇》(1536年)在内的5类字典以及与《三国遗事》(1512年)相似的一般文献1种,另外还有以《大慧普觉禅师书》(1512年)在内的与佛经有关的资料等写本俗字资料。李圭甲的《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0年)对传入韩国的佛经中的异体字进行了整理与释义,其中辑录部分韩国俗字。其他另有一些单篇文章整理部分韩国俗字,如任昌淳的《韩国的印本与书体》(《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4集,(大邱)岭南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年)辑录坊刻本《大学》部分俗字。柳铎一的《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韩国文献学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史,1989年)在强调对坊刻本俗字进行关注的同时,辑录部分坊刻本俗字。河永三的《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中国语文学第27辑,1996)辑录坊刻本《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中的部分俗字。
与韩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材料的整理则显得非常薄弱。虽然有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典籍进行整理,如李仙竹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黄建国等的《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等对中国所见部分韩国汉文典籍进行整理,但规模远远比不上韩国学者。另外,几乎没有中国学者专门整理韩国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而对于韩国历史汉字俗字进行整理的亦是非常少的,当前所见中国学者对韩国历史汉字俗字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仅有台湾学者金荣华先生。金先生对韩国抄本俗字进行整理辑录成《韩国俗字谱》[4]于1986年出版,该书对韩国的写本材料俗字进行了整理,编者根据33种韩国写本汉字材料,以《康熙字典》为正字,于1712个韩国写本俗字单字之下分列俗字字样3780个。[5]其他单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韩国俗字的,如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录>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提到韩国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对照来写,但只是摘取部分俗字;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12月)亦举出一些韩国抄本俗字,但数量非常有限。
2、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研究概况
有了材料做基础,开展相关研究则相对来说容易许多。在中国汉末至十九世纪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从书体上看,汉字经历了隶变、楷化等阶段,出现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各种书体,并最终形成了楷书为主、各书体兼备的局面。从记录方式上来看,汉字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手写为主,即使是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亦是以书写体为蓝本的,宋元以后,版刻书籍盛行流传,此时汉字的记录方式已经由手写转为版刻。从汉字形体来看,虽然这一段历史时期汉字从未走出异体层出不穷的局面,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汉字形体趋于整合定型的趋势。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的与汉字在中国相似的情况,虽然很少有人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对韩国历史汉字的书体及俗字形体进行研究。对韩国历史汉字书体进行研究的,如孙焕一的《新罗赤城碑书体I、II》(《泰东古典研究》1999年第16期、2000年第17期)与《新罗时代书体研究》(檀国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两篇文章专门讨论朝鲜新罗时代的书体问题。对韩国俗字进行研究的,如上文我们提到的任昌淳的《韩国的印本与书体》(《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4集,(大邱)岭南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年)以坊刻本《大学》之俗字为研究对象,指出坊刻本所具有的保存丰富俗字材料的重要特征。柳铎一的《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韩国文献学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史,1989年)强调对坊刻本俗字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指出应对坊刻本俗字进行分类,并揭示其主要特征。河永三的《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中国语文学第27辑,1996)对坊刻本《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中的部分俗字进行研究,并总结得出坊刻本俗字具有的特征:简化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形声结构的兴盛、突出反映朝鲜之文化内涵、反映汉字所依托的独特载体。
与韩国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的书体问题,关注更多的则是对其文字形体的研究。如张成、姚永铭的《<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一期,总74期)指出《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的一些文字字形非常奇特,在分析字例的基础上,指出其文字字形一方面承继汉字在中国的字形而来,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些异于中国本土汉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补充汉语汉字资料,探求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王华权的《<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的讹误、相混、相通等情况,继而分析该刻本用字的构形类型及特点,指出该刻本用字具有构形异化、无理据性等特点。另有王平教授的《韩国朝鲜时代<训蒙字会>与中国古代字书的传承关系考察》(大韩中国学会主编《中国学》第32辑,2009年3月)首先将《训蒙字会》置于中国字书的行列之中为之定位,根据其成书于宋本《玉篇》之后、明代《字汇》之前,应与宋本《玉篇》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指出朝鲜时代教育用汉字具有字收常用、形从简化、义取通俗的特点。亦有部分学者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中存在的俗字,并对其进行了局部研究,如上文提到的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录>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提到韩国之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进行对照,指出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在字形方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12月)举出一些韩国抄本俗字具有异形、异构等特点,在分析相关俗字字例的基础上,得出《物名考》异形字具有字形丰富、主形与异形并存等特点。
(二)韩国近代汉字范围与研究概况
1、韩国近代汉字范围
韩国近代汉字主要指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之后,韩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针对韩国国内民众使用汉字的方针政策中所颁布的汉字。主要有:1972年,韩国教育部公布的1880个初、高中“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及4182个汉源汉字词;1987年韩国文教部选定的教育用《常用汉字表》收录的1800个常用汉字以及韩国工业标准《KSX1001:1992信息交换用字符集》收录的4888个汉字。而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于198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2500个汉字及其后附的1000个次常用汉字、2006年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等也为研究韩国近代汉字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