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汉字自汉末传入朝鲜，直至十九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本文从韩国汉字研究现状出发，指出当前韩国俗字研究之不足，以期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 韩国 汉字 俗字 综述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水相连，借助这一地理位置优势，汉文化及其载体——汉字很早便传到了韩国。作为最早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1]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开展对韩国俗字的调查研究，运用国内外俗字理论和研究成果对韩国俗字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意义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弥补国内俗字研究之不足，总结汉语俗字之异于国内俗字演变之新特点;二是完善汉语俗字理论，从而有利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三是探寻汉字传播发展之规律，推进当前的域外汉字研究、对外汉字教学、国家汉字规范化工作进程。

　　本文首先介绍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使用的状况，然后从当前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研究韩国汉字的现状出发，指出两国学者在韩国俗字研究方面的缺失和不足，并结合本人研究方向，提出当前韩国汉字俗字研究的可行性意见。

　　一、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播使用之概况

　　汉字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正式输入的时间很难作出精确的考证，但公认一般在公元前2、3世纪时的战国时期。”[2]随后，约在一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记录地名和国名的汉字。而在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新罗时代，已经借用汉字来表示国名和官职名称。大约在六世纪左右，朝鲜半岛不仅输入了汉字，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标记朝鲜语音。“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汉字、汉文的正式传入时期应为卫满朝鲜建立的公元前195年前后，随着汉四郡的设立，以及汉民族向半岛的规模性移民，汉字、汉文逐渐在半岛普及开来。”[3]从高句丽时代起，中国的一些字书诸如《玉篇》、《字统》、《字林》等已经是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而统治阶层的汉字、汉文水平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汉字真正在朝鲜半岛民间普及开来是由于汉传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而后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通用汉字。直到朝鲜王朝世宗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文字不同统一的标记方式，于1446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又被称为“谚文”。由此，朝鲜半岛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官府的正式文书等仍旧使用汉语汉字。一直到十九世纪末，1895年，李氏王朝进行了被称为“甲午更张”的改革，从这时起，其官方文书从专门使用汉字过渡到汉字与表音字结合使用，其后一段时期朝鲜半岛处于汉谚并用的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期间，“训民正音”文字的地位迅速确立起来。1948年至1972年，汉字在韩国基本处于被禁用的时期。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一些表音字学者提出凡爱国者应全部使用表音字。1948年，韩国政府制订法律，规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条款允许汉字与表音字并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很多参战青年读不懂混有汉字的教科书，韩国政府便在军队中统一使用表音字。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字。然而历史影响并不能被轻易抹掉，汉字毕竟已在朝鲜半岛传播了近两千年，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韩国政府开始修改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并确定1800个“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1999年韩国的金大中总统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推动汉字并用方案》，规定在政府公文和交通标志上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近几年，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学习汉语热”在全球的演化，韩国年轻人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比之以往比例已有较大上升。但由于韩国政府多年来对汉字的忽视，韩国人学习汉字与汉语的能力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可以说，汉字问题已成为韩国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

　　汉字约在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是朝鲜的官方文字，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两千年。期间，中国汉字在书体、书写介质、记录方式、形体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国历史汉字与这一时段的中国汉字有着相似之处。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标志着韩国开始改变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此后出台的一系列汉字恢复政策，为学者们研究韩国近代汉字提供了素材。根据上文汉字在韩国传播使用的状况，我们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至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这一时段为界点，将韩国汉字分为韩国历史汉字与韩国近代汉字。其中韩国俗字是韩国历史汉字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地域来看，对于韩国汉字及俗字的研究又可分为中国、韩国两部分。下面我们以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研究概况与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概况两方面为纲，分别介绍韩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

　　(一)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与研究概况

　　1、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概况

　　材料的整理是开展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材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资料的辑录、文本的解读等方面。韩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汉字为通用文字，因此韩国保留有大量的汉文典籍。原则上说，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其实就是韩国历史汉字材料的整理。韩国学者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先有《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于1981年出版，著录韩国汉文典籍33808种。此后，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于2005年出版，该书著录现存韩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汉文典籍。另有一些韩国学者编纂韩国现存古书综合目录，并调查海外所存韩国古籍状况，如朴现圭的《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千惠风等的《函外典藏文化财调查目录》等。

　　与此同时，汉字在中国汉末至十九世纪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从书写介质上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段历史时期汉字的书写介质空前丰富，简牍、刻石、纸张等都已出现，依次充当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书写介质，呈现出由简牍向纸张过渡的趋势，而以纸张成功代替其他书写介质告终。同时，汉字在韩国传播使用时，亦在书写介质上有着与汉字在中国相似的变化。而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书写介质的不同，对不同书写介质的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了辑录与释读。如《新罗的文字》收录并释读朝鲜新罗时期的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李基白的《新罗上代古文书资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较为全面地收录自新罗到高丽王朝末年的许多古文书资料，而这些古文书资料有的是写的木简上的，有的则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部分古文书资料添加了释文与时代属性。与以上全面辑录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各种书写介质的两部著作不同，亦有不少学者对其中某一书写介质上的汉字资料进行辑录和解读。对金石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金锡夏的《丹阳真兴王赤城拓境碑解读文》(《史学志》1978年第12期)、南丰铉的《丹阳赤城碑解读试考》(《史学志》1978年第12期)、金煐泰的《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民族社1992年)、任昌淳《韩国金石集成》(一志社1984年)、金福顺《新罗石经研究》(《东国史学》2002年第37期)、金昌镐的《六世纪新罗金石文释读与分析》(庆北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对木简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李镕贤的《韩国古代木简研究》(高丽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朴仲焕的《韩国古代木简调査现况形态的特性》(《鹿园杂集八》，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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