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发展,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给我国资本的正常流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基于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定量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对本国FDI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得到人民币汇率与资本所有者兑换他国资本的比例及工资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定性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对本国非FDI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得到人民币汇率与本国QDII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出;FDI;非FDI
一、引言
我国自196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1968年至1985年期间,为了避免汇率风险,人民币实行对外计价结算,依据外贸中经常使用的若干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升降,加权计算出人民币汇率。1973年之前,人民币重点是盯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之后,实行盯住美元同时又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1985-1994年是汇率双轨制,在此种汇率制度下,企业的出口收汇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必须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家,余下部分可按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据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商品;1994-2005年汇率制度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汇率政策目标为维持汇率稳定,汇率水平是基本稳定;2005年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目标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1]。人民币汇率及其波动,对于我国的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及未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很多,一般来说,在长期中主要有相对价格水平、关税和配额、(对进出口商品的)消费偏好、劳动生产率等[2]。但是,在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对现实汇率变动的解释力已经远远不够,当前资本流动已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95%,特别是在短期,资本流动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比贸易因素大得多。
中国加入WTO以来,资本项目逐渐放开,以外资银行为主体的海外金融资本逐步进入中国市场。资金的流入带来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很难避免,一方面使我国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外贸业和金融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合理的资本流出有利于贸易发展和深化,也有利于缓解国内资金过剩和生产过剩,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我国贸易顺差严重以及汇率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应鼓励适当的资本流出[3]。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本国FDI资本流出与非FDI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
二、我国境内资金流出的态势分析
1997年到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资本流入逐年下降,以致出现了负增长,并且,证券投资在1998年也出现了负增长,1999年证券投资逆差达到了112.3亿美元。总的资本流动由1997年的顺差210.2亿美元变为1998年逆差63.2亿美元。此时,国家经济急需本币或外币资金,但资金却外流,这些外流的资本便构成了资本外逃[4],三年金融危机外逃资金总计超过500亿美元。资本流出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同时,由于我国基础货币主要来源是外币占款投放,外汇占款投放大幅减少对我国货币投放量产生紧缩效应,加剧了国内的通货紧缩。对此,我国政府推行了严格的金融监管机制,并推迟开放资本市场,极为有效地遏制了资本外逃的现象。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金融业海外投资在2006年后也出现快速增长。到2008年,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影响,此种情形呈加速态势[5]。首先,流出速率呈加速态势。2008年8月份之前(除6月份)贸易顺差与FDI(国际直接投资)之和还低于外储的增加额,反映外资还在流入。自2008年8月份开始每月贸易顺差与FDI之和高于当月外储增加额。其中9月份最为显著,该月贸易顺差与FDI之和为360.07亿美元,高于外储增加额的214.32亿美元。其次,流出规模不断扩大。从2008年下半年的流出规模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态势,9月份贸易顺差与FDI之和与当月外储增加额的差额为145.75亿美元,到10月份以后则每月差额超过300亿美元。2009年以后,随着全球金融市场解冻,资本流入我国增加。2009年全年外储增加4531亿美元,同比多增353亿美元,同时随着我国加快走出去步伐资本流出也大幅增加。总体来看,我国资本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差距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主要原因是资本流出的不稳定性,不能随着资本流入的变动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影响资本流出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因此,为了有效地调节资本流出的速度,必须控制好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本国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本国FDI资本流出影响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和利用外资一直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长期实行了“宽进严出”的政策。外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外汇的需求,增加了外贸出口,促进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但随着我国这种“引进来”策略的长期实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较高的顺差,而同时期FDI的增长却相对缓慢。目前我国资本流出最主要的形式就是FDI,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既能为国家缓解收支顺差的压力,又能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6]。因此,如何利用好FDI政策、如何协调好人民币汇率与FDI资本流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各自拥有本国的资本量分别为和,且各国的商业FDI活动均独立。他们各自的资本所有者可选择的资本持有方式有两种:持有中国资本形式的资本和持有外国资本形式的资本。现假定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所有者基于对双方资本投资收益水平的认识,中国资本所有者将其所持有的资本(以人民币形式存在)按照的比例兑换成外国资本,且兑换汇率为,则中国资本所有者拥有外国资本量为,拥有中国资本量为;外国资本所有者将其所持有的资本(以外币形式存在)按照的比例兑换成中国资本,且兑换汇率为,则外国资本所有者拥有中国资本量为,拥有外国资本量为。
假设中国资本所有者持有中国资本,且外国资本所有者持有中国资本时,中国资本持有者和外国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别为、,、分别为中国的平均工资率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中国资本所有者持有中国资本,且外国资本所有者持有外国资本时,中国资本持有者和外国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别为、,、分别为外国的平均工资率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中国资本所有者持有外国资本,且外国资本所有者持有中国资本时,中国资本持有者和外国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别为、;中国资本所有者持有外国资本,且外国资本所有者持有外国资本时,中国资本持有者和外国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别为、。因此,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