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口结构在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出生性别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会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得以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公民养老保障权益的需要。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家庭人口结构;养老保障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伴随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新生人口中男婴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女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四二一”的典型家庭结构越来越多，而且传统家族网络简单化，社会支持网络变窄四个方面。这些变化给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影响。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研究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使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成为老年型。老龄化的加速导致国家和家庭养老保障负担加重，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上升，养老金支出占社会保障费用的比重快速提高。伴随着养老金的膨胀，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1.1赡养率提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人口赡养率指的是赡养年龄人口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剧，我国的赡养率相应的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对中国人口的统计与预测资料，2010年后，将迎来老年负担系数迅速上升的时期;20lO一2O2O年、2020-2030年、2030-2040年、2040-205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负担系数将分别增加5.43、7.18、11.16和2.39个百分点[1]。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30-2040年，其次是2020-2030年;或2020-2040年是老年负担系数增加最快时期。这使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根据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2040年到达高峰，每年将产生1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按照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计算，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养老金压力，则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000亿元。 1.2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养老体系的保障长期以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即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首先，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开始弱化。农村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已很普遍，依靠子女照料养老产生诸多不便，家庭养老在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加剧，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但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家庭赡养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从而造成老年人口需求与家庭赡养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此外，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比较收益低，土地承载负担重。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偏少，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再者，集体养老保障的功能有限。集体养老中的五保户供养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保障五保户等特殊老人养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供养范围极其有限。普通农村老年人并不能适用这种养老方式。 2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到城市去谋求发展。与此相随的是城市住房与非农业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使农民沦落为失地农民。与日俱增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给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诸多的挑战，突出的表现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2.1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首先，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处于养老保障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割和地区分治制度，其中户籍制度是其典型代表[2]。根据户籍制度，城镇居民要获得养老保障权益，必须凭借城市户口。显而易见，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是“乡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障权益。此外，由于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在身份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产业工人，这使得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日益被边缘化[3]。结果更加加剧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其次，法律缺失是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难以保障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还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定也很少，即使有也非常宏观，可操作性较差。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纷纷出台了不同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条例和办法的层次太低，因而农民工的养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出台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的地方性法规[4]。

　　第三，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低。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通过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由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各县、市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余缺调剂，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陕西省除外)。当农民工在不同省份之间，以至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时，要转续养老保险关系，非常的琐碎复杂，所以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退保，导致自动放弃养老保障权益。 2.2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难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到5000万人，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而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系统地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4000多万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令人堪忧。

　　首先，补偿标准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养老。在我国，土地是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减弱，但是土地还是维持农民生存和养老的底线保障。而现在，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设和非农业用地。虽然国家对失地农民给与了补偿，但是，失地农民拿到的补偿费极其有限，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顶多能够维持几年，还有的失地农民拿到钱后大部分用于盖房、还债和儿女婚嫁，很快就“坐吃山空”[5]。这样的补偿方式没有从长远角度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进行考虑，失地农民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为其提供稳定的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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