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会性是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中世纪大学的一个特点。它加速了知识世俗化的进程;它便于师生行动一致，争取特权以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它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它对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和大学精神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欧洲中世纪大学; 行会; 影响

　　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谱成了中世纪教育的主旋律。这句话可谓是对西欧中世纪时期的鲜明写照。在大多数历史著作以及大多数人的历史表象中，中世纪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缺乏创造力的一段。然而，恰恰在此时期，诞生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大学一词的最初的含义就是行会，是为争取特许状以及自由求学活动而组织起来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正是这一行会性质最终促成了大学的诞生，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影响了现代大学精神的传承。但对大学的行会性这一问题，笔者检索和查阅的相关文献，都是将其行会性作为其特点中的一个，而未着重阐述。至于其行会性的影响也未过多论及。因此，有必要对大学史上的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一、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欲清楚了解大学行会性，还须追溯大学兴起时的历史背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明了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情况，必须到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去探寻。如果把中世纪大学比作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鲜花，那么，当时的社会一定具备孕育此朵鲜花的肥沃土壤。

　　(一)文化背景

　　大学兴起之时，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学术复兴期。这个复兴期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14世纪和15世纪，而是更早一些，即现今历史学者称之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由于十字军东征打通了西欧与先进东方文化沟通的渠道，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除了传统的文科七艺，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新的知识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束缚，创造了专门的学术职业。它吸引着那些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他们好学不倦，好为人师，不怕重山和海洋的阻隔，来到巴黎和波伦亚，对学问孜孜以求。

　　(二)政治背景

　　西方著名史学家汤普逊引述过一句评价中世纪欧洲教会地位的话：“中世纪的历史基本上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这句话意为，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构成了中世纪的主线。但并不是中世纪社会彻底宗教化了或中世纪教会彻底世俗化了。事实上，虽然中世纪教会和国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中世纪的历史描绘成教会和国家的冲突史。[2]此种政治形势，有利于大学从政治“真空”地带破土而生。同时，十字军东征后，封建制度在欧洲逐渐解体。封建制度的崩溃有助于城市的兴起。而城市的发展则为商业、手工业行会的建立进而为大学行会的成立准备了最适宜的土壤。

　　(三)经济背景

　　其时，由于十字军东征沟通了东西方接触的渠道，萎缩几百年的商品活动又活跃兴旺起来。商品生产在发展，贸易在扩大，城市在兴起，欧洲经济呈现出一派复兴景象。经济的中兴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尤其是自治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积敛了大量财富，为创办大学提供了大笔经费。“经济兴盛的同时，由于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使法令和制度对人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商业发达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人们对法学的狂热直接导致了波伦亚大学的建立。”[2]

　　二、大学的行会性

　　欲要了解大学的行会性，我们有必要对行会的一些情况进行说明。“行会，经常被称为协会(universitates),它是指，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做同一工作彼此共同生活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结合一起以自我防卫。这些协会并不是因纵向依存而创立，如在封建社会中个人与其封建主之间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共同体。联接协会的誓言为自由赞同，其拟定的义务内部先讨论而后公布并可以进行修改。在行会内部，可以存在等级制度，但毫无奴役特征。从某一等级向高一等级的提升，被认为是常规，并需通过公共考试的途径。自12世纪至13世纪，随着法学家实行从古典法律恢复的原则，特别是从罗马主教会法律恢复的原则，行会的法律规定得以细化。可以粗略地说，行会的确定一方面由于其内部自治(有权确定其章程及其官员，强迫其成员执行内部纪律，开除违规者)。另一方面，在于公共权力承认其法人地位，同时公告权力也被禁止与行会成员直接地或单独地发生关系。准用印章通常作为公共权威赋予的法人，作为行会的法律承认的象征。”[3]

　　而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一种行会组织。它是来源于手工业行会的在智力生活领域内所形成的行会组织。它是为争取特许状以及自由求学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学者行会组织。[4]所以，大学一词最初的含义就是行会，这便是受当时城市行会制度影响的结果。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行会制度和特许状是中世纪城市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市民们可借此使自己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强加的种种约束。受十字军东征的影响而出现的中世纪早期的高深学问萌生以后，人们为追求学问，聆听名师讲学而到处游学，这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正是由于当时的许多学生是在其他国家接受他们自己国家所没有提供的教育，而“在中世纪，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进行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5]可以说，大学行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大学学者自身全凭经验并审时度势地创造了他们所需要的机构，然后又求得教皇谕旨下的官方承认。这样在法国就诞生了“先生大学”模式的巴黎大学，而在意大利诞生了“学生大学”模式的波伦亚大学。巴黎的“先生大学”是指教师和学生组成大学，但所有原创行为属于教师行会，学生只是大学的“随从”。而波伦亚则相反，是学生行会组建了大学，这不仅意味着学生自己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还体现在招聘教授，并对教授教学的价值与合法性进行经常性监控，甚至控制教授的私人生活。但二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巴黎的“教师的大学”，不应忘记艺学院教师占有优势，他们仍是高级学院的学生，他们的年龄与波伦亚学生的年龄不相上下。而波伦那大学的教师的从属地位最终并未伤害他们的知识自由，也未侵犯他们的能力和财富。

　　大学初成立时，模仿城市其他行会组织制定自己的行会要求，如巴黎大学：掌控人员录用;教师自1212-1213年起获得主管同意，授课准许证书的申请人无须缴费也无须做个人忠诚宣誓;有权确定其内部机构的章程，有权要求其成员做遵守其章程的宣誓，有权开除违规者;选举官员的权利，以保证其章程的落实，并代表行会面对外部权利或为大学进行诉讼。[3]所以，欧洲中世纪大学从其最初的组成方式及其管理方式都带有强烈的行会性。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