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电影《拆弹部队》通过对美国兵与伊拉克人的视觉定位，使电影观众认同美国兵的视点;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艺术选择和加工，显现那些对美国兵有利的东西，遮蔽那些对美国兵不利的东西，从而重新书写了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其中伤亡、杀人的正义性、战争中的角色扮演等问题。

　　[关键词] 电影《拆弹部队》 谎言 看 遮蔽

　　电影《拆弹部队》是一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影片。在这部影片里，美国电影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根据随军记者马克·保尔在伊拉克的所见所闻以艺术的形式书写出一个新的伊拉克战争，然后把它交给电影观众。然后，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对伊拉克战争有所了解的电影观众本能地发现，自己在电影《拆弹部队》里形成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印象与事实相去甚远。

　　那么，是电影《拆弹部队》撒了谎?可是，电影《拆弹部队》里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镜头明明都是真的，也就是都能找到现实依据!于是，电影观众怀疑的目光就指向了以前对伊拉克战争的认知，进而以电影《拆弹部队》为依据来修正自己以前对伊拉克战争的认知。结果，电影观众上当了!

　　电影批评家戴锦华说：“所谓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某种错误意识，或者说，是某种谎言、骗局;相反，意识形态与‘谎言’没有必然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是某种谎言效果：它的每句话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所构成的社会效果，却成功地隐藏了权力集团的真正的社会诉求与目的。”[①]电影《拆弹部队》的意识形态性就在于它成功地用真实隐藏了谎言，成为一个真实的谎言。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看一看电影《拆弹部队》是如何撒谎的?

　　一、 看与被看

　　作为视觉艺术，电影存在着观者和被看者两种视觉主体，相应地存在看与被看两种视觉行为。第一，从电影活动中的电影文本与电影观众的关系系统来看，电影观众是观者，亦即观看的主体，电影文本是被看者，亦即观看的客体;第二，在电影文本系统内部，很多电影里的很多片段也是利用视线来组织镜头叙事的，因此亦能找到观者与被看者。

　　电影《拆弹部队》同时存在以上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自不待言，下面笔者着重分析一下第二种情况。

　　示例一：影片开头美国兵利用移动式机器人检查疑似爆炸物时出现的两对对切镜头：

　　镜头1：一个美国兵扭头看→镜头2：晾衣场上的伊拉克人;

　　镜头3：一个美国兵扭头看→镜头4：房屋里窗台前面的伊拉克人。

　　示例二：全副武装的汤普森前去排除移动式机器人故障一段中出现的几组突出的看与被看的对切镜头：

　　镜头1：一个美国兵端起枪从望远镜里看→镜头2：望远镜里的伊拉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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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1：汤普森扭头往上看→镜头2：面罩里的美国直升机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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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1：艾缀奇端起枪从望远镜里看→镜头2：望远镜里的手拿东西的伊拉克人。

　　示例三：B连在赶往驻防地途中下车查看情况时的两对准对切镜头：

　　镜头1：艾缀奇扭头看→镜头2：天台上的伊拉克男人;镜头3：伊拉克女人;

　　镜头4：艾缀奇扭身看→镜头5：空空荡荡的街道。

　　示例四：排爆途中，詹姆斯用枪对准突然闯入的开计程车的伊拉克人时出现几组准对切镜头：

　　镜头1：从后座拍开计程车的伊拉克人及车前情景→镜头2：詹姆斯面对计程车掏出枪来对准计程车上的伊拉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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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1：计程车上的伊拉克人→镜头2(甩镜头)：地面上的两个美国兵用枪对准这里：镜头3(甩镜头)：装甲车旁的一群美国兵用枪对准这里;镜头4(甩镜头)：装甲车上的一个美国兵用枪对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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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1：开计程车的伊拉克人的眼部特写→镜头2：詹姆斯用枪对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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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1：从计程车后座拍詹姆斯朝这边开枪示警→镜头2：詹姆斯面对计程车掏出枪来对准计程车上的伊拉克人。

　　在示例一、二和三中，观者都是美国兵，被看者都是伊拉克人。在整部影片中，这种关系是绝对优势的，相当稳定的。在示例四中，观者变成了开计程车的伊拉克人，被看者变成了美国兵，特别是詹姆斯。当然，这种关系是局部的，短暂的，偶然出现的。

　　第一种情况/个层次

　　第二种情况/个层次

　　电影活动

　　观者：电影观众

　　被看者：电影文本《拆弹部队》

　　观者：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

　　被看者：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

　　电影批评家戴锦华说：“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或语言叙事艺术(小说、叙事诗、戏剧等)中，社会的权力结构呈现为作品中人物间不均等的话语权的占有或话语权被剥夺;在电影中，视点、视点镜头的占有与否则成为话语权的拥有与剥夺的视觉对应物。”[②]由上看见，美国兵在话语权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伊拉克人主要是作为视觉对应物出现的，偶尔出现的伊拉克人的看也只是用以反衬美国兵的英武，特别是詹姆斯的胆魄和对伊拉克人的威慑力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仰望美国兵的时候，伊拉克人才拥有了话语权。

　　综合第一、第二种情况，作为电影活动的《拆弹部队》表现出如右图所示的视觉关系。

　　由右图所示的视觉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不考虑层次关系的话，那么银幕前的电影观众和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是观者，而电影文本和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是被看者。

　　现在的问题是：同为观者，银幕前的电影观众与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是什么关系?同为被看者，电影文本与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又是什么关系?

　　很显然，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层次关系：虽然都是观者，但是银幕前的电影观众是第一个层次的观者，和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则是第二个层次的观者;虽然都是被看者，但是电影文本是第一个层次上的被看者，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被看者。

　　第一个层次里的被看者/电影文本与第二个层次里的被看者/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有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第二个层次里的被看者/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清况)是双重被看的客体：被银幕前的电影观众看、被电影文本里的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看。第二个层次里的观者/美国兵、伊拉克人(极个别情况)则是被看的观者：对第一个层次来说，它是被看者;在电影文本系统内部它又是观者。因此，电影观众对伊拉克人、美国兵(极个别情况)的观看是经由美国兵、伊拉克人(个别情况)实施的。如此一来，电影观众看事情、想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必然是美国兵、伊拉克人(个别情况)的，思想感情向美国兵倾斜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屁股决定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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