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变革期，这种变革在选官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的任用从重视出身转变为重视科举。唐代选官制度的变革促成了中古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的转型。

　　关键词：选官制度变革;门荫;科举;社会结构变化;文化转型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期，内藤湖南曾提出“唐宋变革”论 [1];费正清认为“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与宋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2](P134);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3](P295);张国刚则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虽有阶段性差异但不是性质的变革，应看作中国“前近代时期这个完整历史阶段之内的变化” [4]。由此可见，虽然学界对变化的性质存在争议，但对唐代前期到中后期的社会曾发生过巨大变化已形成共识。这种变化在政治制度上的最大的变革之一可谓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变化——官僚世袭制的逐步废除和科举制的逐渐确立，这种变革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唐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关于中国古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演进，沈兼士先生指出：“自古官人登进之法，其大要有三：春秋以前，出于世官;汉隋之间，出于选举;隋唐以降，迄于有清，出于科举。由考试出身者，人才辈出，史不绝书。”[5](P4)科举制度的实施在中国古代官员任用制度上具有重大意义：“唐行科举制度，……造成门阀之九品中正制度，至始将完全废除。且科举盛行，白衣及第得通婚于世宦，而门第之风亦衰，此实为中古社会上一大变革也。”[6](P117)它结束了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官僚世袭的情况，开辟了通过考试以才取士的新途径。

　　风俗制度均随社会文化的变迁而逐渐变动，而社会变迁则常常呈呈现出滞后性。科举制度虽始于隋代，在唐前期的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作为制度逐步确立，但是，科举制度作为政治制度在中国全面实施，则是在安史之乱后，科举出身的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占到中央官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社会阶层的构成从重视出身身份转变为重视科举考试的成绩，则是在九世纪以后。[7](P710)

　　(一)唐代前期门荫制在选官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科举制下门阀政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寒门势力上升。但是，受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门阀政治的影响，在唐代前期门第观念仍很浓厚，最能体现门第的门荫制受到重视，“武德、贞观世重资荫”[8] (卷49上)。此时科举制尚未充分发展，无政治背景和靠山的庶族平民要入仕困难重重，高官子弟凭借门荫入仕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9]( 卷92)：高祖时交州总管丘和，“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9] ( 卷59)。高宗时的宰相李义府“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9](卷82)。这些子弟入仕途径虽不能一一考明，但多凭父辈官品入流，则是可以肯定的。据杨西云先生统计，唐朝门荫出身的宰相有48人，占唐代宰相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划为前后期，那么前期以荫入仕的有45人，占唐朝门荫入仕为相的90%强[10] ，这说明在唐前期门荫出身者是能够达到高位的。

　　但是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初期的门荫是不稳定的，有些高官的后代不能依靠门荫获取高位。这一点在当时已被一些明智的家长意识到。郑善果九岁时，其父因公逝世，善果袭父官爵。其母崔氏通晓政道，每见郑理务妥当，则大喜，反之则不与郑言。并教诲其子：“自童子承袭茅土，今位至方伯，岂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9](卷62)郑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看到了不能一味依靠门荫，而应该更多的依靠个人奋斗，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门荫已有衰弱科举制已有上升之势。到玄宗朝，随着科举制的日趋完善，由门荫入仕致高官者急剧减少，故姚崇云：“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 [9](卷69)。

　　(二)唐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方式

　　经过唐代前期，尤其是武则天和玄宗朝的发展和完善，科举制的地位全面提升。到唐代中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科举制作为政治制度确立，成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

　　唐代前期虽科举入仕居高官者较少，但时人对科举尤其是进士科尤为重视：唐太宗看到新进士鱼贯出门而喜形于色“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1](卷178);高宗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11](卷178)，薛元超以父荫晋升宰相，却因“不以进士擢弟”而抱憾终生[12](卷4);唐玄宗时“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13](卷500)。至唐代后期，科举地位上升，科举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以其它途径入仕而居高位者寥寥。宪宗时如元稹所言:“今之备朝选而不由文字者，百无一二焉。”[14](P336)宣宗更是以“乡贡进士李道龙”[11](卷182)自命。

　　经唐前期、尤其是则天和玄宗朝科举制的发展完善，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逐渐增多。到唐中期、尤其是安史乱后，科举作为政治制度正式确立，成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八世纪科举出身者的比率仅高级官僚的一半，九世纪已占八到九成，这使科举出身者掌握统治阶层的中国帝政后期社会构造的基型得以形成。”[7](P711)根据台湾学者卓遵宏的研究，科举进士合格者占唐代宰相总数的比例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15](P110)：

　　时期

　　宰相数目

　　宰相中科举入仕者数目

　　科举入仕占宰相总数的百分比(%)

　　初唐

　　63

　　5

　　7.94

　　武则天政权掌握期

　　151

　　31

　　20.53

　　玄宗朝

　　59

　　22

　　37.29

　　肃宗至德宗期

　　63

　　21

　　33.33

　　顺宗至武宗期

　　96

　　69

　　71.88

　　宣宗至哀宗期

　　98

　　86

　　87.76

　　二、选官制度变化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对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对象的相对普及和社会文化的转型等方面。

　　选官制度变化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的调整。科场夺冠者除了可以位极人臣、高居庙堂之外，还在民间享有盛誉。每逢放榜之日，新科进士们曲江宴饮、雁塔题名、长安观花，享尽荣耀。而上至王公，下至百姓，前簇后拥、观者如潮，艳慕至极。与之相比，仅靠血统和门第来维持昔日辉煌的旧士族则黯然失色，虽“唐世士族尚有魏晋北朝遗风也”[16](P125)，但旧士族除社会郡望较高外，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丧失殆尽，如柳芳所言，隋“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乡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8](卷199)士族做官同样要与天下庶人一起参加科举，以门望“平流进取”成为过去。正所谓 “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7](卷9)科举制度的发展，使之成为寒族获得政治地位及士族保持门第荣耀的重要途径。旧族子弟不得不加入进士科的竞争以取得官宦地位。然科举考试自“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旧士族擅长的明经一科“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在唐中期“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之地位矣” [4](P287)。李德裕的祖父“在天宝末年已以仕进无他途，不得不举进士，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18](P91)。安史之乱后，占据大唐帝国统治地位的汉人“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19](P1)。在唐代后期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趋势即旧门族与进士科之融合。“在中唐晚唐之时，士族性质之转移，又有一番新的内容”。[20](P102) 唐代选官制度变革促成的“旧士族”性质的变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从“从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从世袭或半世袭的精英向大众精英转变”[4]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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