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禅宗在理论上、思想上、情感上对超越的形上追求，给文人士大夫在人生哲学、审美情趣以及思维方式上，从而在他们的书画艺术创作上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兴起于北宋中后期的文人“墨戏”，就是在这种影响和作用之下，禅化了的文人士大夫不仅把墨戏当作了参禅悟道的方式和途径，而且还把墨戏当作了心境宣泄和人生境界超越的载体。宋代文人墨戏的兴起，一方面是遇到了适合的时代心理环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在思想原动力。

　　关键词：禅宗;宋代文人士大夫;文人墨戏

　　禅宗，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本心，发见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就佛果。这是一种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与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 贯穿于这种心性学说、文化理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 [1](192—193)。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在历史上，真正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其在理论上、思想上、情感上对超越的形上追求，给文人士大夫在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思维上，从而在书画艺术创作上带来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自中晚唐以来，中国文艺包括绘画艺术的发展，便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在宋代，一大批深受禅宗影响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游戏翰墨，以画悟道，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的画坛上兴起了一股水墨简笔的“墨戏”画风，不仅给当时的美术界带来了活力，而且也对后世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艺术的表现总是基于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艺术家总是要寻求最适合表现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充分表达自己。本文试从通过对禅宗影响之下的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的分析，来探讨文人墨戏的实质和兴起原因。

　　一、禅宗对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我们知道宋代是继唐代以后禅宗的又一个繁盛时期。在宋代，随着禅宗的进一步世俗化，在三教不断融合的大环境下，禅宗已全面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关于个体的“心”对外物决定作用的强调，它通过个体的直觉、顿悟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对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的禅化。我们知道，北宋中后期以来，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变得敏感细腻而又内向封闭。他们的情绪、意志、理想时常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着。尽管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人生观并没有消失，尽管在表面上仍然循着旧路，入仕参政、正襟于庙堂之上，但是，内心世界中这些东西已经是黯然失色了。尽管他们也尝试着用老庄的出世哲学和生活方式来调节自己，但是，“‘逍遥游’，‘乘云气，骑日月’，这些都太落迹象”[2](252)，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解脱。因此，他们要寻找一种更为理想的精神寄托，需要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来消弭心中的苦闷。这时，禅宗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趁虚而入，投合了他们的心意。因为，在禅宗看来“本自无缚，不用就解”(《大珠禅师语录》卷下)，而今生来世，罪孽功德都是一念之动，一心之化，只要“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便可以扫除一切外在幻象，超越尘世种种滞累。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世事沧桑只是过眼烟云，求得自心的宁静就是红尘的解脱，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与自然适意的生活那才是无上的幸福。于是，传统的“克己复礼”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老庄的“无为”“逍遥”与禅宗 “自然澹泊” 的生活情趣混合，逐渐形成了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那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以自然、澹泊为特征的生活情趣。

　　其次，审美情趣的禅化。审美情趣与人生哲学、生活情趣是相连的，是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在审美上的一种反映。接受了禅宗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的文人士大夫们心理越加内向封闭，性格由粗豪转为细腻，由疏放转为敏感，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由立功受赏、浴血扬名、驰骋疆场、遨游山林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的内心活动。一方面，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欣赏着禅的洒然无拘、自在清净的生活方式，欣赏着禅的适意自在、处世超然旷达和精神宁静恬淡的人生境界，与禅僧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斗机锋”、“看话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时尚生活而风靡一时。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在尘世俗氛中超越尘世俗氛的方法，自我平衡，强迫自己忘却一切，使自己波动骚乱的心宁静，然后陷入冥想沉思——宁静的潜意识活动中” [3](131)。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向着静幽、淡雅，向着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现，向着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审美方向发展，它外化为文学与艺术作品，则是追求宁静的无人之境，追求恬淡的色彩和含蓄的感情，如范宽的《雪景寒林》、王诜的《渔村小雪》、李唐的《烟岚萧寺》、马远的《寒江独钓》等等，哪一幅不是透露着静谧闲逸、澹泊旷远的情趣。而这也正好是沉思冥想、心理平衡、超越尘世、忘却物我的禅宗与文人士大夫意识深层审美情趣的外显——一种“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的审美情趣。

　　其三，艺术思维方式的禅化。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固有的思维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伦理为中心，注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另一种是内心世界中大开大阖而不注重外界事物的剖析为特征的主观随意性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两种思维方式，前者占着主导地位，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但是中唐以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随着禅宗的昌盛、布扬而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士大夫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的禅化和禅宗的进一步世俗化，在文人士大夫与禅僧斗机锋、看话头、参公案的流转往来中，禅宗的思维方式也逐渐渗入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思维意识之中，他们接受了禅宗以对空灵澄澈的“本心”的体验为中心的以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与那种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与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相融合，在艺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在直觉观照中沉思冥想为特征的，以自然、简洁、含蓄为表现手法的艺术思维习惯。这是因为，禅宗这种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对文人士大夫来说，即熟悉、亲切，又和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

　　二、宋代文人“墨戏”的实质

　　文人墨戏是文人画中一种较为独特的形式，是绽放在文人画坛中的一朵艺术奇葩。陈雨岛先生在《写意画的本质与精神》中认为“墨戏”是一种风格。“‘墨戏’不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中国文人画艺术审美本质所在，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创作心态。”[4](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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