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钦努阿.阿契贝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荒原蚁丘》是他知名的小说之一， 本文即将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探讨小说中非洲人民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对大众与精英界限的模糊这两个问题，讨论被压抑和边缘化者对主导话语权的颠覆， 说明虽然这种颠覆受到抑制， 却表现了非洲人民对民族命运的抗争。

　　关键词：《荒原蚁丘》，新历史主义， 话语， 颠覆，抑制，

　　一，引言

　　钦努阿.阿契贝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阿契贝，2005：1)2002年， 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以其小说的社会意义闻名于世，他说“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阿契贝，2005：3)《荒原蚁丘》则反映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 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各种问题， 目前对该小说的研究还比较稀少， 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说明历史不仅仅只有单一的声音， 历史不只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舞台， 历史更是边缘全体和被压迫者声音和话语权的历史。 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 底层和边缘有自己的话语权，并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然而这种颠覆同时也受到抑制， 在颠覆和抑制的辩证统一中， 非洲人民努力改变和争取自己民族的命运。

　　二，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强调以政治化的方式解读文学和文化,关注文化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以边缘和颠覆的姿态解构正统的学术,质疑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最终使文本的历史化变为历史的文本化,政治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赵：2002： 13)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包含着很多不和谐， 不协调， 不一致的声音。这些声音表达的不仅仅是正统的，标准的， 符合社会习俗的思想， 而且还包含那些处于次要地位， 具有颠覆性力量的声音。( 艾布拉姆斯,2004:184)

　　另一方面，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颠覆和抑制是辩证的， 为了巩固统治权力， 任何一个政治和文化秩序不但允许一定程度的颠覆力量的存在， 而且还有意的培养这些颠覆因素。 通过这种方式，反而更加有效地抑制了这些颠覆力量对现存统治秩序的挑战。(布拉姆斯,2004: 188)格林布拉特是用颠覆和抑制来表征文学功能的,他说：“颠覆性的声音产生于对秩序的确保,并被后者有力地表达出来。但这种颠覆性的声音并不侵损秩序的根基。”(格林布拉特：1988： 52) 在《荒原蚁丘》中，蕴含着多种颠覆的声音，本文即将探讨其中两个方面即：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 对大众与精英界限的模糊，虽然这种颠覆受到抑制， 却表现了非洲人民对民族命运的抗争。

　　三，分析

　　1，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

　　统治者以暴政对卡根实行独裁统治， 压迫人民大众的呼声， 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 操控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克里斯和艾肯。不仅如此，还使用秘密警察，对国家实行恐怖统治， 目的是要剥夺人民的话语权， 达到自己终生独裁统治的目的。然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没有任何话语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 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之本质。”(凯瑟琳，2000：14)“‘客观性’，‘普适性’和‘常识’，都是用来使权威和权力合法化， 或者说‘真理’的观念和有效性是为统治者话语的规则产生的。”(石，2008：32)这种统一的话语意味着差别的消失，对他文化的去陌生化，沦为权力的帮凶， 成为一种政治策略。统治者压倒一切的独裁话语权遮盖了人民的存在，因此只有通过话语，人民才能发现和夺回自己的主体。 克里斯和艾肯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对这种独裁的话语权提出了挑战和颠覆。

　　艾肯鼓励人民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因为话语权让人民找到自己的存在，避免伤害，“正是故事……才能使我们的后代免于像瞎眼的乞丐一样撞进尖尖的仙人掌栅栏。 故事是我们的向导， 没有故事， 我们便成为瞎子……是故事拥有并指导我们， 是它使我们跟牛有所分别……” (阿契贝，2005：148)

　　同时，克里斯也用实际行动颠覆极权， 拥护和敬畏底层和边缘的声音。 他说：因为农民不在场， 并且农民没有授权给任何人代表他们的话语权， 所以他没有任何权力去谈论关于农民的话题。他的岳母是农民阶层，他觉得没有权力去侵犯和剥夺那个阶层的话语权， “我们只有能力为自己代言， 我们只有自己的话语权”，(阿契贝，2005：149) 而没有任何权力去代言任何人， 尤其是底层和边缘的话语权。因为 “话语根植于权力之中，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话语是各个机构通过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因此， 我们讨论某个文化事件或研究再现时， 很多情况下意义并不在于事件的内容， 而在于谁再言说， 在何时何地言说， 谁通过这种话语在塑造这种形象?在这种塑造过程中， 话语又是为谁服务?”(石，2008： 52) 艾肯意识到话语与权力的运作关系， 为底层人民代言意味着自己沦为极权的帮凶， 因此即使他要代言的人是岳母，排除了利用和操纵其话语的可能， 艾肯依然觉得别人的话语权是一块神圣的禁地， 任何人无权涉足。

　　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做出颠覆的另一个人是克里斯。 艾肯被暗杀之后， 统治当局的说法是死于意外， 并把一切的罪名加在艾肯的身上，把他妖魔化为 “危及总统阁下的生命， 以及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阿契贝，2005：200)的阴谋家和叛徒。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通过自己不是的东西来确定身份， 因此那些我们不是的东西必须被妖魔化和客观化为他者，他者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作为已经确立的权力的正当性的证据。(赛尔登 , 2004:190)然而真相是艾肯是国家和人民安全幸福的抗争者， 统治者才是真正威胁国家人民利益的罪魁祸首。 统治者的话语掩盖了真相， 压抑了被压迫和边缘化的大众的呼声。

　　克里斯在强势的统治意识形态面前， 发出底层和边缘的声音， 说出统治阶级大写的历史假象背后真实的小写的历史。他调查真相，并发布给学校和国外记者，把事实印成报纸公诸于世。这样的颠覆遭到了当局的抑制。克里斯只能逃往阿巴松寻求庇护，阿巴松代表着民主自由和颠覆的圣地。 小说伊始， 来自阿巴松的人民由于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不支持萨姆终生独裁统治的做法， 被切断了一切水利的供应，受到了干旱和死亡的威胁，在暴烈太阳般的统治者下奄奄一息，同时阿巴松是艾肯的故乡，因此阿巴松是边缘与中心交锋的阵地，是民主和自由的灵魂的圣地。 克里斯把阿巴松当作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意味着他对主导话语权的彻底颠覆。

　　然而克里斯的颠覆最终遭到了抑制。当听到萨姆统治集团被推翻时，他拼命想赶回去，担忧另一个萨姆统治集团卷土重来。他可以逃离权力和主导话语的辖制，然而“自我是联系主体和权力之间的中介， 自我就是权力的产物。”(石坚，2008: 59)克里斯无法彻底地逃离权力的框架。“由于这种颠覆力量始终处于主导话语的规则体系之内， 它通常总是被含纳，主导话语将重新引导这种颠覆力量回归到权力话语的程序和惯例中去。”(石，2008：53)就在艾肯和克里斯及人民大众的颠覆撼动了极权的根基，瓦解了萨姆的独裁统治时， 这种颠覆很快被含纳进主导话语的规则体系之内，回归到权力话语的程序和惯例中去， 克里斯遭到了国家的暴力机构，统治集团的捍卫者的警察的杀害，清晰地表现出颠覆如何被权力轻而易举地含纳，卡根又成立了新的独裁统治集团。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颠覆力量是权力的产物， 它拉长了权力的寿命， 同时又被含纳于其中。”(19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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