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艳情 中篇文言小说

　　摘 要：本文以“艳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论述其所受唐传奇小说以来的士人梦幻意识和明代道教文化的影响，其价值判断基本处于道教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

　　明代中期前后，将享乐理想奉为圭臬的艳情一类传奇作品异峰突起，占据中篇文言小说领域。它们以“天缘”、“奇遇”构思离奇故事，标举“雅妙”，实际走的却是《游仙窟》的艳遇路子。与之前钟情系列中多是针对《娇红记》及以下之文本进行调整而得出的相类新作的情况不同，艳情系列中更多的是借文本来表达作者的情爱观及思想。男主人公们阅尽人间美色，享尽世间荣华，并取得生命的永恒不灭，世俗社会、天上仙境中凡可想象的快乐，都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男主人公。该系列作品除受到唐传奇小说以来的士人梦幻意识的影响，还受到了明代道教的深刻影响，其价值判断基本处于道教思想体系。道教滋生的文化心理在引发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的困惑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生存与享受的欲望。“在中唐以来以三教合流为特征的文化变迁中，道教的后一种文化心理渐渐演变成一种有关伦理、道德、情操的人生哲学了”[1]。首先，在统治者的影响下明代几乎举朝奉道，帝王臣下皆习金丹、房中，淫逸纵欲，民间亦竞相仿效，造成“今人谓淫于色者为风”[2]的局面，因此在文言小说领域才会出现这一艳情系列;其次，明道教虽仍承袭传统内丹学，劝人断舍爱缘，看破功名富贵，但已表现出向儒学文化系统靠拢的倾向，强调忠孝等伦理的实践，以超脱姿态调和儒家入世和道教出世的关系，甚至以先全人道为仙道之基。随着内丹学的日趋通俗化，加上明代道士队伍庞大且多为俗道，甚至变成为满足民众世俗信仰而存在的从业人员，而很多名儒文士也学习内丹。这种现状导致道教内丹学的出世入世观也影响到小说创作，故这一艳情系列的作品大多在结局实现了在世的功成名就与出世的神仙遁化的统一。此外，明代的房中术的习惯思路是减弱男子的性劣势，把“性”提升为一种自我节制、可再现的行为，提出“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3]的养身得道理论，而“人之精液度于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岂不能资生自身”[4]也已成为男性的常识性认识。房中术教导男子用“多御女”来弥补自身在性活动方面的脆弱，与女性取得性较量的平衡。这一理论其实建立在只有不断更换女性性伴侣，男性才能避免为任何女人影响与控制，从而达到自己养身目的的假定之上。而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对文言艳情小说系列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可以归于此类的有《李生六一天缘》、《祁生天缘奇遇》、《寻芳雅集》、《传奇雅集》、《花神三妙传》等文本。

　　《李生六一天缘》情节有所缺失，其一，小孤神赠给李生6个锦囊，故事中却只出现了2个，原文“吾有锦囊六遗子，他日临难困逼，解脱无缘，次启一看”的“六”字可能系“二”字误刊;其二，行脚僧月圆对李生的请求，当是日后李生讨苗建功的伏笔，却未见提及;其三，文本对留无暇与李生的感情发展未著笔墨，也不甚合理，而且择配人名中还出现了前文从未提到的一名侍女“桃红”。加之，《绣谷春容》所收诸文本大都有删减情况，所以综合分析推测，不禁让人怀疑《绣谷春容》所收《李生六一天缘》也是一个删节本，其原作可能比现存的还要长一些。《李生六一天缘》应成书于《天缘奇遇》之后，是嘉靖末至万历初之间的作品。与《天缘奇遇》皆是下层落魄文人聊以自慰的作品，同属艳情一派，但各有侧重，《天缘奇遇》在俗世与仙境2个层面构建下层文人的理想世界，《李生六一天缘》欲在经商层面叙述故事。李春华“爽丰姿，美标格”、“胸襟洒脱，天资颖异”，定为才子品格;“父为商人，猝死淮上”，设置商家背景。在“奔丧远涉”途中因吟诗忆孤神嫁彭郎事而引来小孤神的召见，托生为其在人间白诬：是商人女与彭郎的一段渊源而非孤神。孤神对事情真相的回述阐明了“凡间男子艳遇仙女”多为杜撰误传的观点，清晰地描述由讹为实、由传说(口头)到小说(书面)的过程，可见作者已有初步的对小说生成过程的思考。在小孤神故事中，《天缘奇遇》的仙女“自荐枕席”母题转变为神仙托梦母题，并体现出商家的等价交换意识：仙有所托(托李生澄清世间小孤仙嫁彭郎的无稽之谈)，生欲知自己的人间祸福;生应所托，仙示其真实身份——上界玉案吏，并告知“当先富后贵，利早而名迟”，赠锦囊予以解忧和白扇预示未来。这个商家子弟在亲友“先君在，则功名为重，逐末为轻”、“尊君往矣，世业当承”的劝阻下，“束装往淮”，承父业经商，同时展开凡间艳游。与《天缘奇遇》一样，将游历作为叙事线索。该书比其他传奇小说更注重通变之道：因为讲求女子的从一而终，男子的信守诺言，《莺莺传》式的悲剧才得以避免;由于父母家长的知晓权变，又避免了《娇红记》之类悲剧的发生。在由私情到婚姻的过程中，青年男女因情而私，由私情而谋姻，体现出对自己婚姻爱情命运的掌握。由于知通变、尚谋划，使爱情、私情、婚姻得到统一，情与礼得到平衡，最终赢得“六一倡和”的完美结局。与此前的文本不同，身为商家子弟的李生，行为中常有类似等价交换意识的体现，文尾李生仙逝时更有“资财均分”的思考。但其所传达的信息并不指向商业文化，相反，其本末意识很强，始终认为商道终是下品，仕途经济才是真正所求，李生的人生历程也是先商后仕，表现出商人向正统文化的回归。同时表达了现实生活中商家虽富终难进入上层主流社会的悲哀，而作者的操作为商人们实现了内心渴求的而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完满人生。与祁生相比，李生的情欲经历要单纯干净得多，主要是与留家3表亲的爱情、私情及结姻过程，其他艳遇对象也都是为处子之身的官宦家清白女儿或她们的女婢。李生虽未像祁生在开篇时表现出“君子”之态，却不像祁生那样是个真正的纵欲淫浪者，更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要求。对道教文化的认同与《天缘奇遇》相同，即试图将儒教与道教的不同追求统一于一个文本中，让李生在入世与出世层面皆获得巨大成功，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价值一起得到实现。在叙事操作方面，《李生六一天缘》与《天缘奇遇》一样都能初见作者在细节描写、心里刻画方面的功力，且都出现了有预言性质的诗词。《祁生天缘奇遇》中小诗一首“终身可知”——“君是百花魁，相逢玉镜台;芳春随处合，夤夜几番灾。龙府生佳配，天朝赐妙才;功名还寿考，九九妾重来”;《李生六一天缘》则有白扇诗——“桂叶留君饮，金花许子攀。冯江宜避险，贾宿可防奸。北上()遭累，南征困捷还。见几陈表日，林下会金丹”预知终生。它们的形式虽还不够成熟，但已可见《红楼梦》预言诗词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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