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大众化及其二者之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视为作品的接受史，而现代社会多元语境下对经典作品的不断解构，已经引发人们关于经典是否会最终消亡的担忧。然而，纵观一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总能找到其曾经作为大众文学的痕迹。因此，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各自不断的发展中相互渗透、相互转换，显示出“正”(文学作品经典化)—“反”(经典作品大众化)—“合”(经典化与大众化之统一)的演变规律。

　　关键词： 经典化 大众化 雅俗 读者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大众化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某一部作品有被经典化的可能，必然是被当时以及之后的读者和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因此，一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作品的接受史。然而在当代信息技术冲击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迎合社会大众及市场的需要的大众文学应运而生，甚至有把精英文学拉下神坛的趋势。与此同时，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也更加趋于大众化，致使经典文学的内涵逐渐缩小，外延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经典文学的定义模糊化，进而引发社会对经典文学消亡的担忧。

　　这种担忧源于传统的文学理论中，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往往被看做一组对立的概念。然而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各自不断的发展中相互渗透、相互转换。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经典文学的大众化现象以及两者之间的统一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揭示文学作品经典化及大众化之间的转换规律。

　　一、从“小说”到“大道”：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

　　“经典”一词，其原始义是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其中“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典”则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体制。《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 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而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界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因此“经典”又引申为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著作。

　　当“经典”的含义得到了延伸，它的内涵就偏离了其原始的所指，突破了“儒家典籍”范畴的桎梏。经典作品的产生及变革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比如汉代大一统环境下的“巨丽美学”造就了汉赋的统治地位;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试律诗的兴起推动着诗歌在唐代走向了巅峰;唐宋之际社会形态的转型引发了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从而导致了宋词的兴盛。因此，要研究一部作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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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理论研究》(12AZD010)阶段性成果。

　　至一类文学体裁为何在某一时期获得其权威和典范地位，如何完成其经典化的过程，则必须要分析那一时期的历史语境及文化空间。笔者以小说这种体裁为例，探究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小说”一词最早源自《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后人多把这里的“小说”理解为“琐碎浅薄的言论”。这里庄子对“小说”的鄙夷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到了东汉时期，“小说”方才被看做是一种文体。东汉桓谭《新论》：“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里“小说”的概念脱离了庄子的原意，具有了与现在的“小说”相近的意义。

　　中国小说的渊源来自古代神话和史传。其中，神话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小说而言，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态结构方面。意态结构，是指小说情节构思的间架”。[1]p55比如黄帝与蚩尤之战神话中“天女助阵”情节，就被后来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反复采用。而具有丰富叙事经验的史传，则成为了小说的另一滥觞。“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的漫长的成长途径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汲取丰富的营养。”[1]p67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其材料来源就是神话传说，司马迁将其改造成了了历史的一部分写进了《史记》。史传从结构方式和叙事传统两个方面塑造着小说的形成，在史传的影响下，古小说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第一次作为独立文体出现的古小说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形式就是志人志怪小说。自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战乱不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战争的恐惧、对饥寒的厌恶，对客观世界的绝望，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个人的存在本质和个体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适应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儒家思想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解构，重自然、轻名教的玄学思想兴起。同时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通过“格义”、译经、道术等手段，逐渐在中国生根立足，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因此，在儒学式微、佛学东渐和玄学兴起这样的大背景下，古小说开始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更为关注本体论，强调人的内在精神本体，以现实中的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对外在权威进行否定，对内在人格实现觉醒。伴随着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以《世说新语》、《笑林》为代表的至人小说应运而生。虽然其具有史传及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子，但志人小说中显现出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鲜明个体形象，是对小说文体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道教在汉末萌芽，并由最初的在底层百姓中活动的宗教，逐渐迈入社会上层;佛教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之后与中国本土宗教结合。佛道二教的兴起，体现在文学上，则是以《搜神记》、《博物志》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开始出现。志怪小说的素材源自中国远古神话，但其思想观念则源自佛道，是二教观念教义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道理念。至怪小说以叙事为本的特点在中国小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保留和弘扬。因此，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叙事的源头，为小说未来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而古小说则是小说这个庞大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体的最初的源头。

　　小说在唐宋元时期以传奇和话本小说的形式存在，一直游离于主流文体之外，是一种边缘文体。这一时期，小说在平静中孕育着发展与变化，留下了一些鲜明的特征：首先，很多后来成为经典的小说，在这一时期都能找到其原型，这些原型以传奇和话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比如元稹《莺莺传》之于王实甫《西厢记》;《三分事略》之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等，而通过对这些彼此关联的作品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一部叙事作品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如何被再创造和再阐释，最终被选择成为一部经典小说的全过程;其次，唐代的传奇虽然源于志怪志人的古小说，但它淡化了古小说中宗教和教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娱乐大众的作用，而宋代以后的话本，更是以“俗讲”故事来娱乐大众。这种由教化到娱乐的转变，为明清时期小说第一次经典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再次，传奇小说的创作者多为文人士大夫，属于一种“精英文学”。“士大夫讲说和写作传奇是一种高雅的消遣，征异话奇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传奇是贵族士大夫的‘沙龙’文学。”[1]p149因此，虽然在唐宋元时期，小说并不是一种主流文体，但是从上层贵族到广大群众，整个社会语境依然给小说提供了生长的空间。在中国四大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作品成名于明代。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这三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已经具备了某些叙事原型，这些原型经过艺人们的加工再创造，成为了说书人艺术的脚本。小说在发展中萌发，终于在明清之际一跃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学，开始了其经典化过程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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