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要: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性、价值观念已发生显著变化;农民工对宏观经济的抗震能力变弱、在社会矛盾凸显背景下遭受的不公待遇增加;农民工流出地也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工流动的新变化导致了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断层、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非熟人社会的转变,乡村治理灰色化、不公待遇的乡村回流式爆发。这都对乡风文明建设形成破坏性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 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断层;非熟人社会;乡村治理灰色化
一、前言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周期性、大规模、持续性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常态现象。目前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流动的数量已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 2009年接近2个亿。
持续30年的流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流动已呈现出新特点:流动主体已经变为“80后”“90后”——农民工第二代;在农民工嵌入的城市空间里,城市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程度和方式发生变化;农民工的发源地——农村的基层政权治理方式、留守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工自身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变化了第二代农民工对乡风文明建设产生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第二代农民工流动的新特点(一)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流动主要集中于从1979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时间段内,由于受粮食供给制度、户籍制度、房屋供应制度、企业就业制度等多方面制约,城市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吸纳非常有限。第一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其就业功能对城市来说是 “拾遗补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主体。第二代农民工的学历层次明显提升,对经济活动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行业的选择范围明显拓宽。自1992年南巡讲话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加工型经济。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加工业是第二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第二代农民工正在向蓝领、灰领甚至是白领转化。
(二)在城市的再社会化程度、社会组织性发生变化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网络资源的多少、与网络成员的互动次数、状况都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第一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家政服务、街头零工等工作。这样的行业特点决定了第一代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接触方式是点对点的方式,可依赖的社会网络资源少,其社会组织性弱。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方式有:1.进入到劳动密集型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2.进入到建筑队与装修队;3.自我雇用,主要集中于传统的第三产业;4.进入家庭做保姆,或者是到街头揽零活。前三种方式是主要方式
[1]。前三种方式的管理主要是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就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组织性更强。此外,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已经由以亲缘、地缘为核心社会网络向以友缘、业缘为特点的社会网络拓展。第二代农民工在社会网络中的节点更多,节点上互动更多,对城市的融入程度更高。
(三)社会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精神文化的倡导方向和家庭成长环境不同,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同。这主要表现在:1.更加注重自我。第一代农民工流动的时代背景是:乡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子女多家庭负担重,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工作目的主要是补贴家用、增加家庭收入。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大幅度提高,家庭负担明显减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发展自我、开阔眼界、转变生活方式,因此,第二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感受、希望得到尊重;2.更加认同城市,回归农村的愿望下降。第一代农民工由于生存技能低、家庭拖累大、家庭转移障碍多、成本高等多方面的原因,其工作的目的就是使家庭更富裕,挣钱后喜欢在农村盖房添屋,回归农村的意识比较强。第二代农民工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由于机械化推广、耕地减少等原因,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后就流动到城市打工,他们的生活、社会认知、结婚恋爱都是在城市进行的,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更高,所以,他们希望留在城市生活,即使在大城市生活的愿望破灭也希望在县城安家落户、远离农业生产;3.维权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受不公平待遇时,通常是忍气吞声,宁事息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由于学历提高法律意识更强,另一方面是从学校直接走向社会的转移方式使得他们遭受的社会磨砺少,使他们维权意识更强
[2]。比如最近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张海潮开胸验肺”事件、“孙中界在上海断指以证实政府钓鱼”事件;4.吃苦耐劳的品格减弱,更加注重享受。
(四)对宏观经济变化的抗震能力减弱尽管“新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大量的流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关爱、缺少有效监督而中途放弃学业,但第二代农民工的知识结构、学历层次都明显提升。尽管学历整体有了提高,而且在短期内也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局面,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抗震能力将变得更为脆弱。第一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脏、累、差、高强度的工种,这些确实是城市里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随着城市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对这类农民工的需求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受经济周期性变化影响比较小。第二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加工企业或低端服务业,由于内需不足,这类企业受外向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国家产业调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向东盟地区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大规模周期性回流是难以避免的。
(五)社会矛盾凸显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不公待遇增加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根据钱纳里模型,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该阶段矛盾突发是世界共识;由于中国经济特殊的增长路径,决定了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东西地区二元、市场与计划双轨制二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二元,经济过热、过冷的经济现状二元。“五元”并存的局面为社会矛盾积累奠定基础
[3];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持续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稀缺日益凸显,争夺资源的冲突必将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的爆发点。突出表现为城市拆迁中的暴力拆迁、自然资源富集地区为争夺资源的开采权进行的权钱交易、不同组织之间的暴力械斗。同时,由于经济非均衡发展路径造成了地区贫富差距过大、行业差距过大、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制度设置不合理背景下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普通民众的剥削感。剥削感在公众心中的不断升腾,成为官民冲突、区域性、行业性暴力冲突的深层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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