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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制度风险的法律规制 ——华夏交易所诈骗事件的启示
【关键词】 华夏事件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期货 法律规制
【出   处】 2018年 1期
【收   录】 中国学术期刊网
【作   者】 张波
【项   目】 暂不属于基金项目
【单   位】
【摘   要】   摘要:长期以来,法律规范的缺位放大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制度风险,琼胶事件和华夏事件是其典型案例。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是多层次交易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文

  摘要:长期以来,法律规范的缺位放大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制度风险,琼胶事件和华夏事件是其典型案例。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是多层次交易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期货交易在本质属性、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目的、交易场所、交易方式等方面有着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明显区别。除非涉及市场的本质性特征,否则任何具体的交易技术和手段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禁用。应该在多层次商品交易市场的认识框架下,针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建立以行政法规为先导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明确监管主体,为其长远发展提供规范而广阔的制度空间。

  关键词:华夏事件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期货 法律规制

  Abstraction: With demand current and future goods transaction, Electronic Transaction of Bulk Stock is a necessary part of multilevel commodities markets having obvious leg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on instinct character, subjection, objection,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methods with future goods transaction. It’s unnecessary and unreasonable to forbidden any technology or method for Electronic Transaction of Bulk Stock but for decide on instinct character. Institutional risk derives from lack of legal regulation which is exampled for Qiong-Jiao case. It’s essential to found high-level enforceable statu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

  一般来说,所谓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是指交易者在交易市场的组织和主持下利用网络提供的通讯手段在网上进行交易,交易对象是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①]大宗电子商品交易是当今世界得到广泛快速发展的一种交易方式,并逐步形成了规模规范的组织和规则体系。大宗电子商品交易在我国经历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二十多年来,我国已建立了多个大规模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并促成了多个专门规范的出台和施行。但是,与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等相比较,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从一开始就较缺乏国家力量的宏观引导和具体规范,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②]在享受相对宽松的创新自由的同时,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长远发展也欠缺明确的法律保障和风险规范,轰动一时的琼胶事件就是典型事例,[③]并在近期发生的华夏交易所总裁携款潜逃案中再次暴露。[④]

  一、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及其法律规制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是在传统批发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与多层次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期货交易市场有着密切的实证联系。[⑤]

  1.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及法律规制的萌芽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物资流通体制改革拉开序幕。1989年,商务部正式规划组建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批发中心,交易方式采用计算机撮合方式开展中远期的订货交易,初步具备了现货远期交易特征。但是,当时批发市场只是区域性市场,未能组建全国性的电子交易网络。市场规范也有了初步的进展,当时的内贸部颁布了一个批发市场管理条例。

  2.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及法律规制的发展阶段(1998年—2002年)

  在各方的大力推动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相继转型为期货交易所,受此影响,现货批发市场的发展却一时陷入停滞。直到我国的十五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后,以广西食糖、海南橡胶、吉林淀粉批发市场为代表的全国性、网络化、规范化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相继成立,从而迎来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高潮期。与蓬勃发展的形势相适应,在业界人士和学界的推动下,国家质检总局于2002年制定了国家标准 GB/T18769-2002《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标志着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进入以规范建设为特征的制度化发展时期。

  3.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及法律规制的调整阶段(2002年—至今)

  与许多批发市场的实践相一致,2002版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中采用了每日无负债结算、保证金等期货交易市场也采用的制度。随着琼胶事件的爆发,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准期货痕迹”受到抨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司法介入和行政检查中开始了调整时期。而在如此压力下出台的GB/T 18769-2003《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明确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现货交易性质,并删除了某些交易制度的表述,力图与期货交易“划清界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再次面临改革路上的十字路口。尔后,在商务部主导下开始了规范进程,并分别于2007年4月16日发布了《商务部关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限期整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08年3月27日通过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征求意见稿》。

  必须承认,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法律规范的出台与实施对于交易的制度化保障、行业标准的确立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推动作用。然而,现实表明,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法律规制还存在种种缺陷,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的制度风险,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

  首先是法律规范地位不明,级别不高。现行《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是由业界编撰草案,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国家标准,而且属于推荐性标准。[⑥]所以,《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是企业自愿采用的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在司法实践中,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法律效力并不明朗,其级别更是在法律、行政法规之下。效力级别的模糊性大大削弱了规范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为实践操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其次是法律规范内容不成熟,主要是与期货法规的冲突。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交易形式,技术手段和交易规则的创新丰富多彩。然而,相关法规的缺位既不利于交易的规范,也不利于交易的保护。在2002版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中含有保证金、每日无负债结算、强行平仓等广泛应用于期货交易的制度和程序。有意见认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严禁“变相期货交易”,而《规范》的上诉内容似有准期货嫌疑,从而导致了与期货法规的冲突,轰动一时的兰生股份炒作琼胶案就是冲突的爆发点。

  最后是监管执法缺乏表述。监管是市场秩序的基本保障。限于部门背景和效力级别,《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没有涉及交易市场监管体系和执法路径。没有责任追究的规范只是道德而非法律,这种缺陷导致规范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

  二、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法律性质辨析:制度风险的认识与规避

  从历史发展的实证角度可以看出,国内最早的期货交易试点是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上发展起来的,其实质就是在现货交易中引入所谓的“期货交易机制”。[⑦]大宗商品交易与期货交易在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并形成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主要制度风险。要以法律路径解决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制度风险,首先必须厘清其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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