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的“生态警告”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意蕴。他从劳动的视角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人类正确改造自然的两个基本条件,即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和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劳动 人与自然 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后半部分提出著名的“生态警告”,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83学界同仁多喜欢将这段话单独截取出来作为启示当代的至理名言。但笔者认为,后半部分不能离开前半部分的逻辑语境。因为这篇文章的中心线索是如何理解劳动的作用。只有从劳动这样一个宽广视域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阐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化解的有效途径。惟其如此,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从中获得更为有益的启示。揭示了“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与“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文本逻辑:从劳动视角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2就是说,劳动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的过程,作为人类的一种标志性实践活动,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基础、中介、机制。在劳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改变对象即自然界,而且同时改变主体即人本身和社会的状况。可以说,从劳动视角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劳动发展史作为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正是出色地运用了这一范式,将劳动看作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进而在人类活动危及到生态环境时谨慎地看待劳动的作用。
首先,正如标题所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针对达尔文学派的。其实,与上帝造人说相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他把人类的起源由天上拉回到人间,指出了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指出了人类的祖先是某种高度发达的类人猿。但由于只是强调自然选择的因素,而忽视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辩证法,达尔文学派使得“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 [1]381,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相反,恩格斯巧妙地运用了劳动辩证法,在直立行走、手脚分工、语言产生、人脑形成以及社会因素的强化等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始终强调劳动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下,某种类人猿才逐渐转变为“正在生成的人”,最后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
其次,劳动在人类产生以后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383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于是,劳动本身也变得更加完善和多样了:“除了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381此外,法、政治以及宗教也发展起来了。这都说明劳动使人类摆脱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大踏步地走上文明之路。
最后,劳动在人类走上文明之路以后,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恩格斯在这里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转折。他在“劳动”这个基本概念上做起了文章,说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由此,他提出了人类正确改造自然的两个基本条件:
(1)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并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格斯在此揭示了“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与“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分别例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农业或畜牧业毁灭森林的行为以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同时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等具体史实,说明了我们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盲目性及其破坏性。他在人与自然一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384恩格斯还对人类正确把握自然规律的能力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基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他坚信: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结果。[1]384
(2)人们必须不断变革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消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分别例举了马铃薯遭受病害之于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阿拉伯人发明蒸馏酒精之于美洲土著居民的灭绝乃至黑奴的贩卖、以及蒸汽机技术之于全世界社会状态的革命化等构成前因后果的史实,说明了人类预见生产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比估计较远的自然影响要困难得多。恩格斯在这里继续保持乐观姿态。他认为,我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经验和对历史材料的比较研究是能够认识、调控这种社会影响的。但是还需要一个根本前提——“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85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谈论的后一个基本条件是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关联的角度加以考虑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并认为只要有人(及其劳动)存在,二者就密切联系、相互制约。在他们的视域中,人类社会面临着“两大变革”,那就是“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3]603尽管“人同自然的和解”构成“人同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但毫无疑问,“人同本身的和解”是“人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条件。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根子却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古代诸多文明正是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对自然的开发没有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整,结果这些地方如今都成了不毛之地。恩格斯举例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386这种惟利是图的本性和只看眼前利益的短见,在西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会导致更严重的环境问题。恩格斯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最终以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