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构建“东亚共同体”不仅是东亚各国政府重视的议题,更是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东亚共同体”概念和范围界定、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和实现路径、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以及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战略等四个方面,对近几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东亚共同体”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东盟与中日韩;综述
在2009年10月10日开幕的第二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东亚共同体设想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日本首相鸠山在此次峰会上表示了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意愿。当然,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并非是日本的新发明。早在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过“东亚经济体”的建议;而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会晤即“10+3”框架建立之后,这一设想才开始萌芽。1999年《东亚合作声明》宣布,将从东亚自贸区过渡到一个东亚共同体。2004年11月,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就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远景目标达成一致。由此,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议题不仅引起东亚各国政府的重视,更是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东亚共同体”概念和范围界定;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和实现路径;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以及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战略等四个方面,对近几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东亚共同体”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和范围界定
界定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但迄今东亚各国对“东亚共同体”仍没有共识和明确表述,学者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其实,谈及东亚共同体时,大家事实上关注的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制度性架构。也就是说,东亚共同体是10+3还是10+6?东亚共同体中是否包含美国?
目前,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主要存在两个模式,一个是EAVG/EASG(分别指东亚展望小组和东亚研究小组)模式,EAVG/EASG模式更多强调10+3范围内的共同行动。另一个是日本版的“东盟+1”模式。它强调建立共同体过程中日本—东盟关系的优先性,以及未来逐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
作者简介:
1.王甲成(1972— )山东泗水人,政治学博士,石家庄铁道学院人文分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2.段晓亮(1980— )河北内邱人,历史学硕士,石家庄铁道学院人文分院教师。
兰、印度甚至美国等的宏大计划。王勇认为这两个设想具有共同的特点:均未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加以深究,更注重务实的行动方案;都希望通过发展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加强经济互利合作,共同抵御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全球经济力量释放出来的危险,都希望逐步启动政治与安全对话,打破所谓的“安全困境”。[①]
乔林生认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以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为主,但同时主张:“东亚共同体应该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排斥区外国家,而应根据共同体的进程,考虑泛亚合作,适时吸纳地区新成员例如蒙古、朝鲜、印度等,甚至着眼长远的‘亚洲联盟’。对于澳、新、美,可以考虑以‘对话伙伴’的形式参与共同体的创建,而不是正式成员”。[②]
对此,刘贞晔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东亚共同体只能是东亚地区各国组成的共同体。东亚共同体“其一,在地理区域上是指东亚地区内的国家构成的共同体。其二,从各种社会背景来说是指由于东亚地区共同一致的利益、宗教、种族、族群和其他共同文化和社会背景而被认做一个东亚单元的群体。其三,从核心特征上来说,东亚共同体在种族、宗教、利益、文化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拥有显著的共享、共有、共同、相同、一致的核心特征[③]肖欢容也认为,“地区主义发展路径是有一定层级的,即从经济地区主义、政治安全地区主义到社会地区主义,再到建构地区宪章、实现超国家的地区治理。实现高层次的地区主义,毫无疑问要求该地区主义有一定的地理界线(即在地理范围上有所封闭),同时在合作内涵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④]
也有学者指出,“东亚共同体”可能将以东盟共同体的制度性框架为基础。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合作意愿不强烈和政治历史问题造成相互不信任等原因,也许东盟的范式是一种比较可行也易于接受和推进的方式。[⑤]
二、构建“东亚共同体” 的现实可能性和路径问题
(一)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
“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提出是东亚经济区域合作日益紧密化的结果,更是东亚各国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区域一体化压力的理性选择。多数学者对此乐观期待,并进行了积极展望。
不过,概念的不确定性本身就表明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尚面临种种压力和困难。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历史问题的纠葛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衍生的共同体意识淡薄、目标不清晰再加上外在因素的制约等等都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障碍。因此,有不少学者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表示,这一设想不能说遥遥无期,也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更不要说各方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利益的考量。
郑先武的看法更为悲观。他认为“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包括东亚展望小组、日本和马来西亚分别提出的方案,在因果逻辑上有着许多致命的缺陷,从而导致这些构想本质上成为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虚幻愿景’。”“我们所处的东亚尚不具备建构完美的‘区域共同体’的土壤,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将‘东亚共同体’当作长远的追求目标,按照‘区域共同体’的核心原则,制定出更深刻、更细致、更合乎逻辑的建设规程;要么将它当作一种未来的理想暂时珍藏起来,而为真正能造福于东亚民众的区域合作踏踏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要从大家最关心、共识最多的领域开始,让各国从合作中受益,逐步增强合作的信心和动力。”[⑥]
徐静波也认为,“欧盟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运作机制、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互为依存的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真正内在关联的区域共同体。以此尺度来反观东亚的情形,我们距离一个具有明确框架的共同体,似乎还有遥远的路程”,[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