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对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逐渐转变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产生的说法主要有“中国储蓄率过高”、“人性说”“消费不足论”等等，它们不过是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论和消费不足论的变种而已。对此次经济危机之所以产生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关键词〕经济危机;原因;理论解释

　　自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逐渐转变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布破产，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出现增长放缓的局面。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目前尽管这场金融海啸已经逐步平静，全球经济也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各种迹象表明路途并不平坦，国内外各界解释的视角也是大不相同。为此有必要对此次危机缘何产生作一探析，为的是更好地采取措施来应对危机。

　　一、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几种说法

　　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将对全球金融、经济乃至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性解释，中外各界的解读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保尔森等人的中国储蓄率过高说 受华尔街金融风暴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淖不能自拔时，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却放出惊人之语，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则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种“高论”一时使全世界错愕，众多媒体也对此品评不已。储蓄率高导致储蓄额高，最终导致流动性过剩，这也不是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的理由。然而，谬论是改变不了事实的。事实就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可以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1]恰恰相反，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当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时，房价暴跌，房地产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而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人，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第二，格林斯潘的人性说 去年9月10日，联合早报网就曾报道了美国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的访谈专访中表示，目前的危机是由美国次级房贷的买卖所触发，但任何因素都有可能是触发原因。人性导致金融危机重演。他说：“历次金融危机都不相同，但却有一个根本来源。”相信市场过度上扬的想法导致人们“过度投机，而投机所造成的后果，自18、19世纪以来已经数度发生”。但是，“任何两次危机都没有共同点，唯一的例外是人性。”“当人类面对长期经济繁荣，无节制的人性就会认定，这样的荣景会持续下去。”在他看来，人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重演。

　　第三，国内的管理层监管不严说 对于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即把监管层的管理不严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他们提出质疑说：“当美国的房地产商、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像传销一样玩弄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当华尔街的‘精英’们把泡沫吹大从中捞取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年薪的时候，美国财长保尔森或者伯南克在哪里?号称全球最先进最健全的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者又在哪里?”[2]

　　二、世界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几种理论

　　对上述诸多原因中，被人们广泛诟病的无非就是全社会超前消费的习惯、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和市场监管的缺失等等，而这些似乎都没有能解释清楚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它们都不过是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论、消费不足论等理论的变种而已。

　　(一)纯货币危机理论 纯货币危机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英国的霍特里(R.Hawtrey，1879-1971)和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纯货币危机理论的主要特征是把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说成是纯货币现象。货币与信用，在经济体系中占着这样重要的地位，以致于几乎可以断言，不论是作为一种推动力或决定因素，在促成经济周期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霍特里的经济周期理论属于货币驱动型。霍特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来自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我相信，形成经济周期的波动的周期特征完全来源于货币因素。”[3]在霍特里看来，货币收入决定支出，支出决定需求，而需求决定价格。他在《通货与信用》的序言中概括了他的货币理论的目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货币数量论，科学地论述通货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单靠货币数量论本身是不够的，它导向一种基于我称之为消费者收人和消费者支出的论述方法——那就是说，个人收入的总和与个人支出的总和。”[4]霍特里对经济周期提出最充分、坚决的纯货币解释。在他看来，经济周期乃是“一种纯货币现象”，意思是说，经济活动之所以会有变化，繁荣与萧条所以会此起彼伏，市面所以转好转坏，“货币流动”是唯一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因。他认为，当处于高涨时，生产与交易的实际量提高，价格将上涨，或者在带些例外的情况下，价格也会保持不变。这就是说，以货币计算的交易量提高了。当萧条时期，以货币计算的交易量便降低。换个说法，货币所必须完成、而且事实上的确完成的工作，是随着经济周期的起伏而增减的。由此推定，货币量(M)及其流通速度(V)之积(MV)，就必然会上升和下降。这一点的意思并不一定是说，M和(或)V的升降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市场情况变动的主动原因，它同样也可能是一个被动因素，或者甚至仅仅是一种征象。很有可能的是，MV会随着企业量的变动而自动调整，它自身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但是，不管怎样，以货币因素作为论证因果关系的中心而进行的理论分析，就几乎必然会显示出经济周期的各种重要的特征。

　　(二)投资过度论 这些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多，而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相比则相对不足，也就是说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了过度的发展。它是解释经济危机发生的一种典型的理论。这种理论最先始于俄国的Μ.И.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和德国的A.施皮特霍夫(1873-1957)。其后的主要代表者有瑞典G.卡塞尔(1866-1945)和K.维克塞尔(1851-1926)。英国A.C.庇古和D.H.罗伯逊(1890-196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著作中用多种原因来解释危机，投资过多也是原因之一。投资过多论者一般根据经济周期的如下事实出发，即：固定资本的生产在高涨阶段有很大增长，在萧条阶段在萎缩很多，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在经济周期各阶段则变动不多。至于耐久性消费品，如房屋和汽车，则处于特殊地位，与固定资本的生产情况相近。他们一般把经济高涨的动因，归结为新技术的发明，新市场的开拓以及萧条阶段利率很低。至于危机的产生，据认为是由于高涨阶段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多或供给过多。所谓生产资料的供给过多，可看做是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足，后者则可看做是由于储蓄不足，而储蓄不足则可看做是消费过多。所以这种理论又可称为资本短缺理论或消费过多(过度消费)理论。

　　按照投资过度论者的说法，这种现象是在高涨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严重失调的症状。据说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有了比较过度的发展，与消费品生产相较，超过了实际局势所能长期忍受的程度。因此，促使繁荣趋于崩溃的原因，是生产结构实际上的失调，并非仅仅是由于银行准备不充分而形成的资金不足。由此可见，在让繁荣发展以后，逆势的到来，是不能凭货币措施来长期阻拦的。

　　(三)消费不足(储蓄过度)论 经济周期的消费不足论强调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衰退和萧条的原因。用来解释经济周期周而复始发生的所谓消费不足理论几乎同经济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英国早期经济学家人口论的著名作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第一位提出这一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分析生产过剩的原因时，论证了消费不足论。他指出，在出现生产过剩时，即使资本家进行投资增加对生产性拉动的需要，仍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物品。他认为，对劳动的需要是由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引申出来的，仅增加对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需要，而不增加对奢侈品的需要，其结果必然是有效需求不足。近代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改良主义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等著作对消费不足(储蓄过度)也有过经典的阐述。他提出了根源于资本主义分配引起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以及改善资本主义分配以防治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改良主义主张。由于他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所以他的理论一度被视为异端邪说。霍布森认为，国民收入不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形成新资本，这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如果国民收入中消费所占比例过大，就会降低生产发展速度。但另一方面，若用于消费部分所占比例过小，从而储蓄所占比例过大，就会引起生产过剩和危机，造成人力物力的闲置和浪费。就是说，生产过剩就是由于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即消费不足。

　　对于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产生的理论解释除上述所列的典型的几种外，还有很多，就是每一种甚至也可以细分几小类，这些理论多多少少能说明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但不管怎样，这些理论都没能从根源上说清楚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

　　三、解释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回到马克思主义

　　对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就难以吸取教训、避免今后发生同样的危机。可以这么说，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原因，也有金融监管缺失的原因但绝非是由于人性、中国储蓄率过高所造成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什么是“本”?这里的“本”指的是根源。要想从根源上解释清楚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还需回到马克思主义，惟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最具解释力的。

　　经济危机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中就曾讲过，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5]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为《资本论》写的第1部手稿里就曾展开他对危机理论探讨。对于经济危机根源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为此，马克思作过专门的解释，他说，“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地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6]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里对李嘉图的积累理论进行批判时谈到，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并对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进行了实质性的辩护。“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产过程的那些领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7]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深刻矛盾，这种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并直接引发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列宁则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危机的基本原因=社会生产中的无计划性和私人占有。” [8]“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9]

　　那经济危机的产生，是不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呢?对此，斯大林有过一个在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几乎都引用的经典表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10]这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则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他说：“这次危机的时候，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下列一些事实：一、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量超过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这就是说，纺织品、燃料、工厂制品和食品的生产量超过了基本消费者即人民群众能用现钱购买的数量，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所以资本家为保持……于是人民群众就因为商品生产过多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11]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的背后，两极分化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而造成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的真正原因是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为此，需要改革分配体制，促进公平与效益，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同时管理层需要加强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与监管;而要破除这种两极分化，避免类似经济危机的产生，根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是最有效的路径。

　　注释：

　　[1]国纪平，王刚.过度创新与金融风暴-初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应对(上)[N].人民日报，2008-11-05.

　　[2]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106/23005724060.shtml

　　[3]Hawtrey,R.G.,1928：Trade and Credit,London：Longmans,P.175.

　　[4] Hawtrey,R.G.,1919：Currency and Credit,London：Longmans,P.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2、607页。

　　[8]《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9]《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0][11]《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9、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