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要想推动经济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商品经济，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打造一个集权国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集权国家推动经济的勃兴之后，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才又反过来推动集权国家走向现代国家,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政治制度;国家权力;公民社会;现代国家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被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政治不但没有发展，而且产生衰退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很大关系。虽然一直以来我们把这个错误归因于个别领导人的过失，实际上是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为领导人的错误提供了力量。从毛泽东的个人意愿来说，是期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趋于腐化危险的官僚政治，以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事实证明，这条现代国家的建设道路是行不通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贫穷、政治落后、文化愚昧的根源在于经济的落后，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就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要想推动经济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商品经济，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打造一个集权国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集权国家推动经济的勃兴之后，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才又反过来推动集权国家走向现代国家,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制度的恢复与国家权力的重塑

　　中国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全面危机。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基础——传统农业社会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国首要面临的问题是从传统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工业国的问题。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政治制度，重新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调动全国的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发展的要求来自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因为：“当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制度变迁的动力尽管来自于经济领域，但这一领域仅仅是形成了一种要求变革的压力，并没有提供制度变迁的有利环境，也即它并没有形成诱致型制度变迁的环境条件。[①]”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发展只能是恢复并完善原有的的政治制度，重塑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

　　改革开放初期，在以邓小平为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下，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恢复重建工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恢复重建工作的基本完成。《决议》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干部路线等各个方面，其中恢复、健全党和国家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重建党和政府的权威是首要任务。经过这一系列的恢复和建设，党与国家的关系重新明确起来，整个政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确立，国家政治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恢复，仅仅意味着恢复了以前的状态，而如何合理塑造国家权力以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又一难题。因为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逐渐演进为全能主义政治。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社会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②]在这种政治体系下，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只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社会的任何领域政治权力都可以侵入。建国后，这种政治模式短期内提升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增长，实现了工业的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依靠的是一个封闭的、计划型的经济体系，忽视了经济规律的基础作用，最终，这一战略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使中国陷入了全面危机。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改变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建立一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治体系。

　　邓小平认识到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不能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他说：“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社会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③]他特别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④]。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邓小平觉察到权力的过分集中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为1982年的第四部宪法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八二宪法”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及国家机构作出了一些改革。经过这次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政治开始呈现集权主义的特征。与全能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社会组织实施全面的控制和渗透，集权主义也对社会进行控制和限制，但几乎不会去重构整个社会和重塑社会成员，社会组织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主，集权主义满足于控制社会而不是渗透社会。集权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家庭、学校、教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拥有自己的资源，有着自己的活动领域和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⑤]可见，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地方只追求有效控制，而不是全面控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权利。中国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有了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并且集权的政治为这种发展保驾护航，推动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是经济的发展却是一个渐进的、以点促面的过程。首先是以经济特区为试点全面改革，然后逐步扩展到沿海一线，最终向中西部全面推进。经过这个这个过程的发展，现代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但城市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农村经济也逐渐融入了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我国的公民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满足自身利益的空间和机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我盈亏，这就催生了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同时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使人力、资源、信息等产生了很大流动性，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众多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导致出现了了利益的分化，促成了多样化、差别化和多层次的利益格局，利益意识及相应的主体自主性、主体性的增强，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有何权利或自己应该享有何种权利，如何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个过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崛起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又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公民社会,又常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涵义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对市民社会概念做了详尽的论述，开创性地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区别，并且描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市民社会既不同于家庭，又不同于国家，是市场得以运作及其成员得以保护所必需的制度和机构。公民社会又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其构成有三个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总之，公民社会不仅包括了私域，也包括了公域;不仅包括了不受国家(政治)干预的负面(消极)自由，而且包括公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正面(积极)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快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核心内容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经济上的命令体制和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允许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存在，解放前产生的所有民间组织几乎完全消失。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1965年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也只有6000个左右。这些社团在类别上也十分单调，主要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和工商联等行政色彩浓厚的群众组织。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经济和政治改革为公民社会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对外开放使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的民间组织在1978年后恢复活动，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逐渐成长。

　　三 现代国家的成长

　　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治和民主。法治和民主作为人类的最高政治文明，是一套复杂的文化、社会及制度的有机统一体。法治和民主的建设不是颁布几部法律、建立一些制度就可以建成的，其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法治与民主是以现代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培养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进而形成公民社会，推动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成长。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基本上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商品经济，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日益推动我国政治朝民主化和法治化发展。

　　中国的法治是从市场经济确立后，特别是现代商品经济已经全面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后才真正成长起来。因为法治的本质精神在于平等：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不得受到歧视;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不得享有特权。扩及开来，不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人与社会团体、人与政府、社会团体之间以及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都是平等的。这在传统农业经济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传统君主专制国家，国家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强势地位，并且通过弘扬等级文化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所以整个社会是严格按照等级化分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平等，每个人按自己的社会地位享有不对称的权利或义务。只有现代商品经济的兴起才为法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因为商品经济的本质在于交换，这就要求交换主体必须是自由平等的，否则就不叫做交换。商品经济中形成的人与人平等观念会促成人的平等观念的形成，并会要求社会、政治上的平等。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但农业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没有法治成长的土壤，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法律制度而没有法治。直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公民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崛起后，中国的法治才逐渐成长起来。

　　中国的法治成长过程中，虽然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方面基本形成，但更重要的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了司法公正和权威。

　　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模仿前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特征是：整个国家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具体说来，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不同，我国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在国家权力的执掌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建国以后，经过努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架基本建立起来，但由于受两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真正有效的民主机制并没有运行，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连这个民主制度形式也被破坏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进行“拨乱反正”，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民主制度。应当指出，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善，本质上还是一种集权政治。

　　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民主国家建设的要求才提上日程。虽然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但是最近几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第一、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我国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的政党轮流竞争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政党制度也逐渐规范化。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序上日益完善，即党的干部执掌国家政权必须要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方针政策要转化为国家意志必须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同时，在国家干部的任期上废除了终身制，规定了任期年限。第二、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一系列保障措施，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崛起，政治系统中出现了越来越的公民政治参与。第三、政府决策逐渐民主。民主国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的决策要经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充分反映各个阶层的利益。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政府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一项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可以看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子，这就使我国的政府决策更趋于民主化、科学化。

　　总之，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之路。从康梁的君主立宪理想到孙中山的共和之梦，从袁世凯的强人治国到蒋介石的五权宪法，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积极进行了民主的尝试，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中国的现代国家之路陷入了泥沼。直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才走上正途。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首先是从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的。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就不得不做出调适，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才推动我国政治向现代国家迈进，这就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①] 陈尧：《难以抉择——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②]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⑤] 陈尧：《难以抉择——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