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军侵华战争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上海亦遭到重大创伤，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完全沦陷以后，进入最黑暗最艰苦时期。受到战争、逃亡、失业、战乱、恐怖、统制等影响，导致很多人无法生存而自杀，其中，比较能够引起舆论关注且反映社会生存状态的自杀事件包括：经历颠沛流离的避难、逃难，而后自杀;难以承受战时恶劣经济环境与高昂物价，因生活紧张、经济困难而自杀;无法应对失业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对社会失望导致的自杀;遭受日军布置的烟、赌陷阱侵害而自杀等等。这些自杀情况的发生，基本上都是直接或间接因战争难以生存才结束生命，与抗战爆发之前正常社会下的自杀事件相比，具有相对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战时上海社会生存状态及社会心理，也是佐证日军侵华的有力罪证之一。

　　关键词：抗战;上海;自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难民、离婚、毒品、赌博、娼妓等明显的社会问题，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自杀这一社会问题的论著，相对偏少，暂时未见关于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自杀问题的专门研究。自杀是人的内心世界、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紧张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研究自杀行为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事件，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文以上海档案馆资料以及抗战期间《申报》报道为主，考察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自杀事件，回顾战时上海社会经历的灾难。同时，通过研究，累积日军侵华罪证，学术界有很多研究，梳理了日军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统计(包括人口、经济、文化等)，其中关于日军残忍野蛮的论述多集中于对普通民众的直接杀害，未见将“因战争导致国人自杀的统计”纳入到具体灾难中的相关论著，笔者认为，受战争影响导致的大量自杀事件，理所当然也是记录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

　　目前，从可掌握的资料看，1937-1945年间，上海社会自杀人数情况大致如下表：

　　1937-1945年上海社会自杀人数统计 年份 性别 人数 合计(人) 1937

　　(7-12月) 男 12 17 女 5 1938 男 24 32 女 8 1939 男 133 234 女 101 1940 男 44 74 女 30 1941 男 46 78 女 32 1942 男 31 51 女 20 1943 男 34 50 女 16 1944 男 51 146 女 95 1945 男 331 879 女 548 总计 男 706 1561 女 855 1939年成为抗战以来上海社会自杀的第一个高峰，引起时人的关注，“上海自从沦为孤岛，自杀事件，较前更多，本报社会版，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记载，而且日必二三起，自杀之风，可谓盛矣!”1945年，自杀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前七年自杀人数总和。由于发生在多方势力控制的战时国际化大都市，自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显得更加复杂丰富，呈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时代背景及特点

　　一、在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中自杀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无数人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难、避难的人口形成规模空前的难民潮，对整个社会及难民自身内心造成深远影响。整个抗战过程中，大约有一亿中国人成为难民。上海在1937年8月直接受到战火袭击后，难民潮水般地涌向公共租界法租界寻求避难……战争的浩劫使许多人突然之间成为难民，而一个在此时失去生计的人，他的生活立即充满了危险、饥饿、耻辱、依附、丧失机会、前途渺茫。在无数的难民中，许多人哭号求助，大量家庭妻离子散，狭窄的街道上回荡着那些寻找亲人的难民此起彼伏的哭喊。在疲劳和饥饿中昏厥病倒的人数不胜数。仅有13平方公里的公共租界上，就有50多万难民。很多难民生活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本身丧失希望的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刺激，自杀便很容易成为结束痛苦最直截了当的选择，因为留给他们的只有贫困潦倒和惊慌恐惧。

　　在成为孤岛之前，很多人还抱有很大幻想，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肆意妄为，等到11月份国民党军正式撤退，日军开始进一步蠢蠢欲动时，上海民众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逃难。到上海避难的难民，没有固定居所，不外乎挤进难民营、寄居亲友处或流落街头，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再加上面对冷落的人情、陌生且不安全的环境，仅仅靠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罗明杨，籍贯不详，35岁，家乡沦陷后避难来沪，一年余之后，因为在上海“经济支拙、达于极点，”1939年4月15日，“在福州路浙江路中州旅社二十五号房间事前缮就遗书一通，忽萌短见，服毒自杀，嗣经发觉，载送仁济医院，施救无效，未几毙命。”浙江绍兴籍少年“蒋裕生，现年十七岁，于沪战爆发后，家人逃散，存亡莫卜，裕生辗转流离，依居沪西法华西镇友人处，日渐贩卖糖果或棒冰，近因生活增高，且连日大雨，致本钱坐吃净尽，裕生一筹莫展，顿萌死念，遂于昨晚吞服鸦片自尽，后经同居发觉，急送附近医院救治，闻受毒已深，性命危殆。”

　　比外地来到上海避难、最后自杀的人们更为辗转的是，还有人经历了从上海逃离至家乡，因家乡同样被日军占领，辗转又返回上海，最后自杀。“八一三”炮声之后，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难以正常安居，都转移到租界来。仅“八一三”这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也有很多为了躲避战争逃离上海的。可是，这些逃离上海的难民很快发现自己的家乡也遭到战争摧残，而后又返回上海，但今非昔比，上海的环境使得他们不再像之前一样适应，无奈之下自杀而死。“江苏扬州籍青年陈锦才，22岁，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战后随即返乡避难。但自从1937年12月扬州被日军占领后，就一直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之下。在无法安身立命之后，陈锦才又返回上海，因为没有住所，寄居在朋友处。在经过一段重新寻找工作的时间后，并没有成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

　　因人数太多，租界当局考虑到安全、稳定、资源紧张等问题，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衣物、粮食，一面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分批“遣送”回籍。但是，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被“遣送”回籍的难民和新来的难民源源而来，这些人的家乡被日军蹂躏，对日军无不切齿痛恨。这种反复逃难，最后又来到上海无法生存竟而自杀的现象，一直都有延续。江苏无锡人程文若在其妻子自杀后接受调查时说到：“缘因民国二十六年沪战爆发，余阖家避难至伊姊薛张氏(无锡乡间)处，不久战事西迁，无锡亦遭受波及致乡间受洗劫，无有幸免者。薛张氏家亦被抢夺一空，怪其妹搬居伊处之故而遭洗劫，余妻因而遭受刺激，精神失常，夜不思眠……，因此而厌生自杀。”

　　与绝大多数避难的外地人同病相怜，上海市籍难民也难有安身立命之处。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时，上海市区人口大约在三百万人以上。日本侵略者认为租界人口过度集中，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想把非生产人口疏散出去，留下产业工人为他们的战时经济服务。1941年12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发表公告：“凡人民欲由上海警戒线外迁居界内者，须得本队许可，由界内迁出者同，但回籍人民不受此项限制。30日，日本侵略者指使公共租界、法租界发表劝告人民回乡的布告。但是，上海市民大都无乡可归，即使是有乡可回，则因家乡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亲戚朋友惨遭杀害，因此也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海上飘零客了。”与外省市来沪避难的难民情况一样，家住上海南市(今陆家浜路地区)的上海籍市民何顾氏，因为骚乱，全家到公共租界避难，避难过程中，导致其全家“流离失所、财产洗荡”，原本安逸的生活被残酷破坏，因而“愤懑异常”，遂在“成都路丰昌米店”跳楼自杀。

　　二、极度经济困难导致自杀

　　抗战以来，上海市民承受着来自战争造成的多方压力，其中，经济紧张造成的生活压力无疑是异常的。时人感叹到：“别说‘三月不知肉滋味’，连每天两餐薄粥也常常要做‘无米之炊’，衣、住、行，自然是更无暇顾及了。有的因为职业上太薄的收入，填不饱肚子，可是为了一己以及一家的生活，鞠躬尽瘁，操劳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足，以致体力日亏，害了肺病死的。有的因为衣、食、住太坏，害了病症，即使是最普通的，最易治疗的疾病，也无力延医购药，把生命糟蹋了的。有的因为在饭粥汤里搀着说是充饥的‘观音粉(是一种石子细粉)’，吃坏了肠胃，牺牲了生命。有的因为负债累累，告贷无门，来一个‘全家自杀’……”。

　　抗战前后的生活费用和物价上涨指数最能体现市民的经济困难程度。假如1936年时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3月时，食品的价格是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常杂品是599。1937年11月，日本对上海南部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南市变得相当繁荣，但如今也萧条了。对于中国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对于外国人而言，则每月的生活费上涨将近9个百分点。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显示，物价“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经济压迫使许多人的生活江河日下，上海失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份自在和悠闲，自杀成为被迫无奈的选择。

　　如皋人张得胜，今年53岁，前在南市薛家浜平安街开设面店营业，老父张道群尚健在，今年七十五岁，依张生活，张妻吴氏，今年50岁，生两子两女，长子荣泉，今年十九岁，次子荣生，仅七岁，以前一家老幼，同居一处，自前年八一三战事发生，南市沦陷，张举家住法租界劳神父路四七四号，开设大饼营业……，张因感战后经济困迫，受刺甚深，翌日上午张做过早市生意，至三楼亭子间内垂卧，百感交集，顿生短见，乃用利剪自宫、割破肾自杀，至十一点五十分时，由其子上楼发现……。

　　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张德胜一家住在南市经营面店，最起码张德胜夫妇、长子张荣泉，可以挣得收入，在南市闹街靠生意应该可以依赖店面勉强维持生活，即使生活捉肩见肘，也不会因外界的刺激(战争导致环境的混乱和心理的压力)而自杀。时人感叹到：“在上海这种地方，自杀案件的发生，几乎无日无之，尤其是近来物价高涨以后，自杀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生活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酷，使一部分弱者走上了自我毁灭的路了，想起来真实令人伤心。”

　　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人并非局限于张德胜一样的社会底层民众。据《申报》报道，此类自杀事件涉及各个群体、阶层和职业。

　　自由职业者的自杀：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况以及自杀选择，实乃战时收入减少、物价高涨、环境恶劣等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饱含着令人心酸的故事。抗战爆发前红极一时的故事家董一萍的自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向在各电台播音之故事家董一萍，浦东人，年三十六岁，妻周氏，年三十四岁，生有一子，名荣儿，年八岁，现与其岳母同住于英租界长沙路一六O号立兴煤炭店前楼，董在全沪故事家中，系历史最久之一人，曾经红极一时，董于三四年前，曾一度放弃播音生涯，设肆营业于虹口之秋思威路，八一三时，悉毁于炮火，为维持生计，重弹旧调，又操播音生涯，收入虽尚不恶，但常入不敷出，旋又患病数月，境况益窘，为欲维持一家生计，不待病愈，仍继续出外播音，致旧病复发，历久未愈，乃妻旋亦患病，董乃心萌自杀之念。

　　前曾一度服毒图尽，幸被发觉得救，迨至日前周氏(董之岳母)女二人，声言外出设法，但一去之后，数日不返，留下八龄幼子与董二人，曾绝粮三日，至上月二十九日，董命子至新闸路成都路源丰当友人蔡某处借得二元，不料中途被流氓欺其年幼，出其不意，突然抢去逃逸。董受此刺激，又重萌厌世之念，遂写成绝命书四封，留于桌上，于夜间哄其子睡熟后，即悬梁自杀，经发觉获救，现董妻周氏，尚不知暂居何处，董及其友作极盼其早日归去，如有知周氏下落而能转达者，实为功德。”

　　与董一萍相似的自由职业者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如开设成衣店的刘得发自杀、拉车人鲁戴氏自杀、小贩张得胜自杀、洋行职员梁台堦自杀、女佣张爱卿自杀、木匠张金生自杀等等。

　　公务员的自杀：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生活较其他社会群体更有保障，然而，抗战以来尤其是沦陷之后的上海，他们也一样经历着生活压力带来的痛苦。公务员曹福昌(男，60岁，江苏人，住南黄陂路596弄41号，身份证154279号)，1944年2月底，“在本局拘留所边门外铁栏上悬梁自缢”。自杀之前，曹福昌一直任职于“前法租界警务处当充二等副督察，迄自法租界收还以来，改任为初级副巡官，服务于本局行政股。”曹福昌一家共有人口九人，“每月费用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而在“行政股”任职期间，每月收入为“一千八百余元”，“不敷家用”。在职期间，“该员秉性诚实，素无交际，服务警察局以来，不事副业，向无分文储蓄，故目前家用所缺除向少数亲友告贷外，不得已变卖所有家具”，尽管如此，随着“近来生活程度日涨，长此以往，维持乏法，薪金所入依旧，而家用无法减少，时常自怨自艾，精神颓废不振，且年事已高，无法打破目前恶劣环境，深觉前途茫茫，乃萌厌世之念，屡向其妻曹陆氏谈及意图自杀，曹妻为预防以外起见于一日前将公事手枪藏于箱底。”及至2月28日，“该员因家用款项告缺，想及虽抵月终尚未领得薪金，心中郁郁。经数月来沉积之怨念，该员神经稍形错乱，无法自解，竟再三向其妻提及此事”。29日，曹福昌照常上班，“闻本日不发薪金，虽系细事，无奈该员神经失常，顿觉不乐，于上午十时许赴厕所小便，行经拘留所边门外，一时糊涂发生厌世之念，取下裤袋悬于门上铁栏，自缢图尽。”被人发现解救后，曹福昌自杀未遂，在叙述家庭情况时，不禁使人感受到他身上沉沉的家庭重担。“余有子一名曹龙根，年十五岁，现在大同路永安造纸厂学徒，有一女名曹淑君，嫁于李孟德，现小婿赴重庆经商，每月汇来中储券一千元。余妻因生活艰难无法维持，带外孙五名(年三岁至十四岁)共来同居，由余负担。除上述人口外，尚有内人曹陆氏及堂弟妇曹叶氏共同居住，故家庭负担依照目前生活程度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自租界收回以还，薪金未增，而生活日涨，家中所有家具每月变卖，渐逐减少，长此以往，无法继续，最近一、二月想及环境即郁郁不乐，时萌自杀之念，屡向内人提及……。”在这一系列压力之下，曹福昌依旧坚持上班，但等到29日那天，曹福昌在单位听到当日不发薪金，念及家中急需用款，情急之下，“余一时怨恨，顿生厌世之念”，随后便悬梁图尽。

　　官员家属自杀：持久的战争也给人们带来了强烈不安全感、压力感与厌世心态，再加上没有经济的保障，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身处乱世，迫使人们只有首先考虑活下来，才能顾及其他。1943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官员闻炳杨的妻子因为向其丈夫要求购买一件尼大衣未成而自杀，“查得服毒人闻王氏……，于昨日上午十时要她丈夫闻炳杨购买尼大衣一件未遂，故引起口角，后至本日上午十一时自杀”。正常状态下，财政部官员的妻子，要求丈夫给自己买一件尼大衣，是非常合乎情理也符合其身份的事情，自杀的结果给人以违背常理的感觉，其实不然，面临战时经济困难的大环境，容不得填饱肚子之前，还要兼顾一些额外的“奢侈”。此类因经济困难买不了一件大衣的自杀情况并不单一，例如“洪张氏因天寒拟置办冬季大衣，而其丈夫洪子范因手中拮据，不允乃生口角，该洪张氏随后自杀。”“沙文娥……，因天寒欲购大衣向其母沙余氏索款二千元未遂……，随后服毒自杀。一件大衣引起的自杀事件背后透漏了家庭经济困难的窘境。

　　投机商的自杀：对于擅长钻研于市场的投机商来说，他们的频繁自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上海经济恶化的客观现实，成为战时上海经济走势的一个风向标。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历来都是投机商所青睐的乐土。孤岛时期，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仍然正常运转，民族工商业、投机商人不计其数，引来了大量的投机买卖，然而，“自欧战恶化以来，中国政府声明竭力维持汇率，同时各地华军捷报频传，租界当局稳定物价，又严厉执行取缔囤积，市民实行节衣缩食，因此市场过于供，囤货者大受打击，近日已有若干面纱行号，因受客累而倒闭，近日之上海市场，已有1929年美国经济恐慌之现象，囤货者要卖出货物，竟比当初买进时更困难，大受打击，无法料理，破产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因为频繁的自杀事件，投机商甚至遭到旅馆、酒楼“歧视”。“以前上海市场因畸形繁荣，旅馆酒楼都会客满，主要由于一批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特别是纱花帮的多头商”。这些昔日风光的投机商“经常呼朋引类在游乐场尽情享受，旅馆侍役见了这些神气十足的暴发户，无不竭力奉承。可是，如今的时令大不同了，他们到旅馆来开房间，照例要出示市民证，侍役看见证上写的是纱花帮商人，往往托词‘客满’而拒绝接待。原来此时有不少纱布商，因为实力比较微薄，银行催收欠款，逼得走投无路，只能辟室自杀。租界中心有很多大旅馆发生了这类事情，敌伪虽禁止各报登载，但已尽人皆知。”

　　在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府操控下，市场瞬息万变，尽管租界当局努力维持正常秩序，首先遭受打击的仍是各类投机商，特别是沦陷后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政权实施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在经济方面，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冻结资产资金，阻断流通，物资定量统配，导致市内物资匮乏，生产下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业无不严重衰退。很多投机商无法抗拒破产带来的压力，自杀结束生命。“住居善铁路荣康别墅二十四号之无锡人丁春舫，年卅四岁，素业棉纱，最近因投机棉纱，不了一再跌价，致亏损卅余万元，倾家荡产，复不敷巨，丁以一时悔恨交加，遂萌死念，于昨晨二时许突吞生鸦片自杀，至家人发觉，知其服毒，急送红十字会医院救治，惟中毒已深，延至清晨三时许毙命，昨经报验后，尸体移乐园殡仪馆待殓。”丁春舫自杀之前，一直在上海经营棉纱业，与其他投机商一样，在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之际，伺机而行，开始囤积，无奈拗不过侵略者的经济管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也有投机商企图在乱世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来到上海，然而梦想最终未能实现，反而丢掉了性命。杭州人胡世康，37岁，原在杭州开设钱庄，夏天携带巨款来上海，但因为“命途多舛，环境逼人”，导致“投机失败，亏负累累”，最后，自萌短见，跳楼自杀身死。上海人施菊火、浙江人陈宝春的自杀，代表了一些为了生计而投机的小投机商命运。“施菊火，年卅二岁，寄居沪西武定路一八一弄十号其亲戚林姓家中曾在纱布交易所为职员，现充洋行跑街”近因生计艰难，从事投机，无奈“投机失败，负债颇巨，无法清理，萌厌世之念，于昨晚八时许，施菊火带其七龄女孩名九玉，由家出外，至外滩十一号码头，抱其小女纵身投浦自尽，后经二三三五号华捕瞥见，设法将其救起，召救护车送入仁济医院救治。”1944年10月，浙江温州籍商人陈宝春投机旧货失败，服毒自杀。自杀之前，陈宝春一直经营布业生意，且家境颇丰，战后生意不佳改行从事旧货行业，等到10月，高昂的物价使其一家实在难以维持生计。警察局在调查其自杀经过时，留有笔录：“……问：你为何自杀?答：我原来经营布业，营业失败后致家道中落，现下做旧货生意，因投机生意不佳，家有妻金氏年廿六岁、有女名兰秀年九岁，生活无法维持。问：你在何处吃的何物?答：我于昨日下午八时半在三朋旅馆七十二号房间至今晨三时许将自己在马路上买来的擦铜油吞服少许。问：你自杀有别样情形吗?答：并无别的原因实系受经济压迫。”可见他是早已买好自杀所有的擦铜油，辟馆住了一夜后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自杀。陈宝春并不是“一时气氛”“想不开”，而是投机失败致家庭经济压力，百般无奈，最后决定自杀。

　　舞女、妓女的自杀：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从外地来到上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与自己心爱、值得信赖的人安全踏实地在一起，即使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也可以聊以自慰。然而，很多理想的画面都会被现实的无奈和人性的自私破坏。舞女姚青萍的自杀使人不禁发出同情之声，25岁的她由南京来上海，在南京期间，并无职业，到上海后迫于生活压力，在当时的静安寺路立德而舞场为舞女，其他并无住址。1944年1月间，在舞场认识舞客袁子良，经过两个月的接触，认为此人可以托付，姚青萍希望从此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情感和生活有所依靠，随即同意与袁子良“租赁桃源路154号居住”。但不久后，“遭遗弃不别而行，生活无着”，等待她的是悲惨的下场，于3月底萌厌世之念，“吞服在南市购得之鸦片烟泡半只意图自杀。”

　　与舞女命运有相似之处的，还有身世凄惨的妓女。来自江苏苏州的王秀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为了缓解家庭压力，19岁的她在别人帮忙介绍下，从事妓女职业。随着上海经济压力日增，身为妓女的她“生意清淡”，另外，“家中七十岁的老父亲卧病在床”，再加上“家中经济甚为困难”，“遂萌厌世之念，乘其父睡熟之时，将其父备有之安眠药片七片，于本日(1944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在三楼洋台上被人吞服，意图自尽。”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当所有的不幸都接踵而至、无法承受时，自杀也许会成为唯一的最无奈的抉择。

　　三、不断加剧的失业形势导致自杀

　　据上海市社会局的报告，抗战初期，上海工业损失严重，有5255家工厂被毁，以荣氏企业为例，“八一三”沪战中，地处沪东、闸北战区的申新和福新各厂首当其冲，申新五厂几乎夷为平地，六厂公事房被烧毁，栋花间亦被焚烧，七厂全部被毁。幸免于难的工商企业，也都因战争影响而陷于停顿。到了孤岛时期，900家工厂、工场和作坊的设备被毁坏。另有1000个设施被日军摧毁或占领。若将华人区所受的损失都计算在内，则该城市丧失了70%的工业潜力，上海及其相邻工业区的60万人失去了工作。沦陷之后的1942年1月30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发布消息：界内工厂倒闭者共有二百一十家，所雇工人二万二千三百四十人全部失业。交通运输工人(包括扛运脚夫、汽车司机)、机械工人、成衣匠等，失业者共达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人。1943年之后，“布店全体失业，无以为生”。

　　随着失业情况的严重，“八一三”抗战以后，很多人开始沦为乞丐，失业的人川流不息的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的减少，多半是很快的便饿死。就连乞丐之间的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原因是“施舍者”连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与饥饿相伴的是“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饿杀哉’一句话了。”在大上海，少数人荒淫无耻，过着朱门酒肉的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朝不保夕，挣扎在饥饿线上，乞丐满街、饿殍日增。郑振铎在其当时的文中写到，“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清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饿杀哉!’我不忍闻的急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着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现，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残酷的战争毁掉了很多人的工作，因失业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失业自杀者中，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以“孤岛”时期自杀最严重的1939年为例，该年除自杀原因不详的自杀者以外，有16人明确因失业自杀，均为男性，这与绝大多数女性自杀者多从事“家庭服务”有关，不存在是否失业。“上海人陈德甫，今年26岁，因战事失业，困于生活，于9日下午11时，吞服药水自杀。”“甬人金富卿，年31岁，借宿于海宁路北江西路口同昌里四号其胞妹处，近因战失业、经济压迫之苦，于本月十八日出外……，忽生短见，潜吞药水自杀。”“甬人秦树棠因战失业过久，贫乏不能自存……，于外滩一号码头投水自尽。”很多时候，职业对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市民而言，只是能够保障其最基本的温饱，哪怕失去一份再普通不过的职业，对于生活在挣扎线上的普通家庭而言，即使再有生存的韧性，也难以长期坚持。

　　面对失业、温饱无法解决、负担不断增加的境遇，一些人只能靠借贷度日，一旦失去生活来源、又借贷无门，就很容易滋生厌世心态。“34岁的王正福在普安路94号门前饭店为伙计，并无月俸，饭店只提供膳食，1944年1月初因其妻子王吴氏失业，闲赋在家。这种局面导致王正福‘负担增加、借贷无门、生活程度日渐高涨’，适逢旧历年终将近，对于前借之债与平日生活之费日见激迫，不得已服毒”。“38岁的包震冠，来上海之前，一直服务于银行界，至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至今并无相当职业，1944年8月由宁波来上海谋生，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并无着落，随即“流荡街头”，在无业没有收入，花完积蓄、告贷无门之下，于“9月28日下午六时左右在东台路大兴路口法藏寺庙附近，顿起厌世之念，吞服洋火意图自杀。”

　　自杀者本人从失业到最后自杀的心理过程，最能够反映失业给其带来的感受。1943年底，浙江平湖青年张志贤在失业两个月后，受不了经济压迫的困难，在“大上海路宁兴旅社”住宿后的第三天，服毒自杀。日伪警察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书中记录：“呈报事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接审事通知，谓大上海路即爱多亚路四九九号宁兴旅社有账房郑梅章，年三十五岁，宁波人……，称有客人服来沙而药水自杀……。服毒人张志贤年二十六岁，平湖人，前业大裕兴街十二号聚丰地货行职员，住店内，身份证，小东门区5544号，于本月十日下午二时来租宁兴旅社52号房间……，于本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该客人并未起身，当有三号茶房徐定芳唤起，并施以洗面水外出至十二时二十分三号茶房间得该客人在房间内呻吟，当急往茶房内，始发觉该客人倒卧床上……。查得该服毒人在大裕兴街十二号聚丰地货行为职员，被革职有二个月，兹因失业，金钱艰难，生活无法支出而自杀……。”仅仅从报纸关于自杀的报道以及调查报告还不足以使人最直观地感受到究竟因失业导致何种程度的经济压迫，遂而自杀。张志贤在失业后、自杀前的五封遗书读来让人更有感触。

　　遗书一：

　　华姐：

　　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想必你也挂念我吗?我在上海离别了哥哥的家中有二个月了，目今之物价吃住都要自己的，我现今再受不了，故今晨在旅社已自杀了。唉，姐姐，你见了此信一定要留下眼泪来，故今捎来信通知，做最后一次的谈话。假使你要信寄上海来问，可寄上海八区小东门外大裕兴聚丰行张连奎收即可，余不多言，至嘱。

　　祝你健康。你的亡弟志贤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遗书二：

　　奎哥：

　　请你看在父母的面上，把我的尸体安埋。

　　你的亡弟志贤。

　　十二月十三日

　　遗书三：

　　建奎胞兄鉴：

　　好久没有通信了，谅必你在贵地很好吗?我在上海受着种种之关系，已离开了哥哥的家中有二月光经。目前之物价谅吾兄也知道的，我现今受不下了，故今特来信通知你，我今晨特假宁兴旅社自杀了。唉，哥哥，你见了此信可不必伤心，以前我所得到你的恩情，亡者来生报答，余不多言，至嘱。

　　祝你健康，你的亡弟志贤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遗书四：

　　姐夫鉴：

　　好久没有通音了，谅必宝号生意兴隆、贵体健康吗?现金社会上做人甚是难，我在上海离开哥哥的家中已有二月，吃住都要自己来开销，目今之物价谅吾姐夫也知道的。故今特来信通知，我在今晨假宁兴旅社自杀了。你见了此信外面切勿张杨，以免各舆?有关，以前我所得到姐夫及姐姐的恩情，亡者来生报答，你的大恩余不多言，至嘱。

　　愿你们阖家欢乐。

　　亡志贤。

　　十二月十三日

　　遗书五：

　　卜先生鉴：

　　自从停职至今已有二个月了，我现今自杀了，我的哥哥在你行中服务，倘有经济不足，无力把我的尸体安埋，请先生舟济。谢谢!

　　亡者志贤。

　　十二月十三日

　　张志贤于1943年12月10日入住宁兴旅社，一直等到12月13日才决定自杀，已足足思考犹豫了三天，留下的五封遗书中不仅细述了生活怎样的艰难，而且也表达了对家人、亲友的感激与还念。对于自杀，张志贤除了抱怨上海生存环境困难之外，没有埋怨自己及其他任何人，甚至对将其革职的老板“卜先生”也没有怨言，反而专门为其留了一封遗书，希望他能帮助同在其行工作的胞兄“奎哥”。尽管遗书中关于其“为什么失业”，始终未肯透漏，仅在给“建奎胞兄”中的遗书中提到“我在上海受着种种之关系，已离开哥哥……”。不管怎样，最明显的事实是，当时的上海，仅仅失业两个月，已足已导致一个人无法生活。

　　四、侵略急先锋：“烟”“赌”造成的自杀

　　上海抗战八年，人民生活备受煎熬，社会风气也败坏到极点，尤其是“三害”：烟、赌、毒。因赌博导致的各类自杀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公司学徒郭新康“赌博输负致经济压迫”而自杀;国际饭店侍者头目孙国梁“赌博输巨”后自杀;汉口路食品店账房张连生“因赌负输”自杀;供职于银行业的浙江籍男子方谔因赌负输在当时的四马路振华旅馆吞服药水自杀;江苏苏州籍女子谢君秋“因赌负输”“吞服生鸦片自杀”等等。

　　在赌市中，以南市和沪西地区最为泛滥，“南市九亩地一带到处有燕子窝……，南市和沪西特区恶劣环境滋生了泛滥的赌博。”丧命于此也不足为怪，1943年2月20日，家住厦门路的江苏无锡籍男子沈和祥“因性嗜赌，近日往南市赌台赌负，衣物典当一空”，然后到“浏河路华安旅馆，因赌负顿生厌世之念”。因南市、沪西地区频繁发生因赌博丧生的事件，时人予以强烈关注，一方面借此揭露侵略者的“虚假繁荣”政策，谴责日军布置的陷阱;同时告诫国人不要心存侥幸，真爱生命、远离“魔窟”。

　　从这许多自杀事件里，反映出孤岛的生活是怎样的艰难，和环境是怎样的恶劣了。譬如：本报三日社会版所载：盐城人张连生，年四十一岁，在汉口路美味斋食品店充当账席，最近耳闻沪西赌风甚炽，不觉引起好奇之心，每晚收市后，潜往赌窟，希图侥幸，但虎阱之内，安有完璧，故未及数宵，已将所有血汗积蓄输尽，甚且拖延店账五十元，而小月底又将届临，实在无法弥补，一时情急，唯恐无颜见人，遂吞服毒品自杀。这正告诉我们：孤岛边缘的所谓王道乐土一中，设着的陷阱是多么的危险，和建立在敌人刺刀上的伪组织，所布施的“繁荣政策”是多么的可怕!

　　关于丧生在沪西赌窟里的事件，我们时有所闻，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则前有国际饭店侍役桑国才的跳楼自杀，和而今张连生事件，我们深信，社会上一般对于桑张二人的自杀，不会给予错误的同情，而且还要唾骂。理由很简单，敌人布置好陷阱在诱惑你入彀，为什么要效飞蛾之扑火，自取灭亡。何况赌博原是罪恶，本不该好奇，而希图侥幸。

　　时人将当时的“烟”和“赌”比喻成“两个吃人不眨眼的急先锋”。“敌人的铁蹄，一践踏到什么地方，他立刻带给你们两个‘亡国灭种’的坏家伙，也就是侵略的急先锋——第一是‘烟’，第二是‘赌’。朝鲜如此，台湾如此，东北四省如此，天津如此，上海何能例外!”“至于赌，自然也很伟大，不让烟独专美。它在上海，叫数千人跳入黄浦江自杀，叫数万人因此而荒唐失业，叫数万更多的人倾家荡产，叫百余万人受累了终身苦恼。”在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控制、麻痹下，很多人愿意，甚至“喜欢”“迷恋”了赌博。“在上海，你唤住任何一辆黄包车，挥一挥手说：‘喂!六国饭店!’“一路过去，你可以看见千篇一律的大幅的红红绿绿的广告：

　　中西大菜，一应俱全，高尚娱乐，通宵达旦;

　　包车接送，不取分文，如入乐乡，趣味无穷。

　　……，但日本人进赌场，却被严厉禁止;万一发现，连老板都要被捉进虹口的宪兵司令部里。”

　　对于赌博，有人因为穷苦，想碰运气;有人是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想放手一搏;还有人是嗜赌被牢牢套住……，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受害而告终。1940年3月24日，失业不久的江苏扬州籍男子丁有才，在家庭生计压力之下，带着为数不多的钱前往赌窟，期望能够碰上好运气，岂料赌负后无颜回家，在路上自杀了结生命。因赌博而自杀的情况比较普遍，报道也相对简单，等到发生青少年嗜赌而自杀的消息，又引起社会关注。

　　“本月四日本报新闻栏中有一幼童赌负自杀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在学青年，因为父亲在外经商，无人管教，沉湎赌博……，由三楼晒台上跳下……，在上海目前的环境里，无知的青年，如果意志薄弱，很容易失足，所以做父母的对于教养的责任，更应该加紧地负在自己的肩上……，许多整天在打牌的母亲，不去管教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在不良的环境下长大起来，哪里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一般人忽略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在学校的身上，(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见解)，学校当局目的与学生的私生活，也宜特别注意，提倡正当的消遣，指导学术的修养……，因无知的青年，商有待于父母和师长的管教。”

　　尽管未成年人的死亡需要引起“父母”与“师长”的重视，但恶劣的社会环境也增强现实中的“负面影响”，赌窟氛围长期污染、侵袭着他们，从被吸引变成不再洁身自好。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因逃难、失业、经济困难和赌博等原因导致的自杀事件，几乎都是由战争直接或间接引起，自杀事件从侧面呈现了特殊社会背景、时代环境下的社会生活状况，记录了上海社会因战争经历的紧张和苦难。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它的血腥和残酷，历史应当牢记，人类需要和平，如果抗战中上海市民的自杀能够引起世人的怜悯与同情，也算是历史的一点借鉴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