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城市化为背景的民生新闻使农民群体失语的现象客观地存在着。本文以贵州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百姓关注”为例，分析民生新闻中农民被媒体隔离和整体失语的现实及其成因，对政府、媒体及新闻从业者提出建议。

　　【关 键 词】农民 民生新闻 失语

　　随着2002年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开播以来，一系列打着“民生”旗帜的新闻节目相继出现。一时间，一股“民生热”席卷了各类媒体。尽管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还没能为这样的新闻样式下一个能让绝大多数人信服的定义，但毫无疑问的是，民生新闻，俨然已成为时下最流行的新闻种类。而贵州电视台所推出的“百姓关注”这一栏目无疑是民生新闻这一新闻种类的典型个案。对民生新闻的研究也风生水起，甚是热闹。对民生新闻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然而以城市化为其背景的民生新闻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弱势化、边缘化，使农民在民生新闻中失语的现实却是如此触目惊心、不可忽视。

　　一、民生新闻兴起的背景。

　　综观各家媒体，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民生新闻都有其城市化的背景。特别是在全国城市化进程极速推进的历史时期，民生新闻的发展愈加繁荣。城市化为民生新闻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提供了新闻源和业余记者群。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有着良好的媒体消费习惯和固定的媒体消费支出。而城市化的结果会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这意味着受众群的扩大。例如贵州省省会贵阳市，现居人口约370万，其中约60万是外来流动人口。因此，民生新闻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城市人口上。庞大而又相对集中的人口使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庞大的人口规模也为媒体提供了新闻素材。民生新闻所推出的互动方式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兴趣，他们通过手机短信、dv或录象等方式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市民与媒体的积极互动催生了一批为媒体提供素材、稿件、照片、dv等的业余记者群。大量人口的集中也是媒体看好的一块大市场。如何做大做好这块蛋糕是媒体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人永远是哲学的一大主题。在西方，哲学出现了回归人性、关爱生命的人本思潮。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施政纲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在政府默许下将视野下移，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现象给予适当的揭露和批判，以平民视角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再现他们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提供切实可用的信息，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大众媒介在不突破制度设置的界限内一定程度上保持媒体的独立、批判品质，彰显了民生新闻的大众价值取向和草根情结。2005年4月1日开播的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栏目就在其网站上就公开地宣称其使命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与问题，促进弱势百姓的信息交流，在高速工作、法律咨询援助、心理咨询等方面提供服务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高度的城市化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兴起。而都市圈的形成和对都市经济的依赖使媒体在把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在市民身上。民本思想的普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媒介定位的回归促进了民生新闻的诞生。

　　二、对“民生”涵义的不正确解读导致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缺位

　　前文提到，对于民生新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让大家一致认同的定义。也正因为如此，对“民生”涵义的不准确解读导致了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的缺位。

　　“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可见在这里民生指民众的生计。屈原在《离骚》里有：“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其含义也是民众生计之意。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民生的含义也基本相同。实际上，对于民生一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民生新闻中的“生”可以被看做民生新闻的内容层面，大众传媒对此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大致可概括为四点：生活(衣、食、住、行)，生存(生存权利)，生计(国计民生)，生命(尊重生命、人文关怀)。民生新闻中的“民”，作为民生新闻的主体，在理论上，所有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都可以而且应当被视为民。在范围上理应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而大众传媒对民生新闻“民”的内涵的错误解读导致了新闻报道的局限和农民的失语。“百姓关注”这一民生新闻栏目对“百姓”的指向模糊，实际上是大大缩水。把百姓简单地定位为城市人口、市井之民，这显然是缩小了百姓一词的外延。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农民特质向市民特质、民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的过程。由于双方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两种不同性质文明的冲突与交锋。在现在的民生新闻中，农民很少甚至无法成为新闻的叙事主体。在一些民生新闻中，对农民的关注仅仅限于对“农民工”的关注。大众媒体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通过屏蔽农民话语将市民和农民两个群体人为地隔离开来。农民被置于传媒注意力的边缘，造成了民生新闻里农民缺位的尴尬，农民日益成为弱势和边缘化群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贵州城市化依然处在低级阶段，近90%的人口依然在农村。从本质上讲仍然属于“农业文明范畴”，城市化处在起步阶段。“百姓关注”作为一个覆盖贵州、服务贵州的新闻栏目，理应把全省人民做为自己的目标受众。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栏目里所看到的节目内容关注的基本上是贵阳市和各地级市的新闻。换句话说，这一栏目实际上疏远了贵州人口的绝大部分，即农村人口。尽管贵州电视台发射频率覆盖了全省，但由于新闻接近性原理，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农民人口对这一节目的疏离。

　　“在西方国家的文字中，‘市民’一词不光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我国实行的城乡两制、二元分割的分配体制长期以对农村资源进行掠取来补偿城市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对农民的政策歧视和实际上的弱势地位，农民行使公民权的成本是昂贵的，他们享受到的是缩水后的“公民权利”。民生新闻代表的是老百姓的态度、视野和情怀。关注百姓，服务百姓，做百姓的代言人是这类节目的基本精神内核。而民生新闻把农民群体边缘化的事实实际上是加深了农民的弱势地位。民生新闻所标榜的“平民话语”不应该仅是城市市民的专利，更应该是农村居民表达自己呼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物、民主管理的途径与工具。同样，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栏目所关注的“百姓”不仅仅包括城市市民，而应该涵盖占贵州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在贵州城市化还处在起步阶段，发展不够成熟的时候更应该如此。

　　三、农民在民生新闻失语的成因及影响。

　　拜肖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不等于言语(parole)，它是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福柯不再把话语仅看作文献，即书、文本、叙述、汇编等，而将其视为一种与生活、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实践符号;布迪厄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手段，还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此必须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景和结构环境中研究它。”在话语分析理论视野中，话语是符号权力关系，变相地表现了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

　　民生新闻中农民失语的现象是目前我国转型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体现，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积累的结果。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在原来的博弈格局中添加了“资本”的因素，使商业逻辑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农民群体在民生新闻的失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没有媒体消费的习惯和相对固定的媒体消费支出。这一点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贵州表现得尤其突出，广告商否决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把眼睛紧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身上，尽量报道能引起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12]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落后，居民收入少，支付能力低，消费观念保守，这些地区的集贸市场多被假冒伪劣商品，或者被不需要做广告的小生产者以及个体和手工作坊的生产者控制，广告商的产品不能像占领城市市场一样随媒体的广告席卷农村市场。。虽然现在电视媒体的触须逐渐伸入广大农村，但由于经济的落后，电视机的普及程度不如城市那么高。同时，对农村而言，电视可以说是新兴媒介，媒体消费习惯的养成需要假以时日。

　　(二)，农民居住比较分散，而且地处偏僻，信息封闭，新闻素材相对短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段，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势高低崎岖，古有“地无三里平”之说。而广大农民多居住在山区，信息变动较少，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更是很少。媒体力量受阻相别于城市的“法理社会”，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纽带之上的“民俗社会”，由于户籍制度和交通不便的限制，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是那么频繁与复杂，且交往双方相互知情、关系稳定，因此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不如城市居民那么强烈。农村信息传播更趋向于一些约定俗成如示范、口传、集会等渠道进行，大众媒体在农村威力没有在城市那么明显。

　　(三)，农民在总体上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小农意识浓厚，参与意识淡薄。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出现合谋的趋势，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农民缺少代表本群体说话的精英，没有声音引起民生新闻的注意。在贵州，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农民群体对电视的态度只是在做农活之余，把它作为一种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贵州农民的“看电视”等同于“看电视剧”，尤其是那些远离现实的古装电视剧。而不是把电视作为吸收外界信息的途径。电视剧在农村似乎畅行无阻，而新闻类节目却被忽视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很多县的“两基”都还没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虽然电视这样的媒体并不要求受众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像“百姓关注”这样互动性、参与性较强的特殊类型的节目，必然要求其受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即使民生新闻节目里实实在在地有许多农民所需要的信息，但由于要求参与性强的特点，面对文化素质的欠缺，农民只好望而却步。

　　民生新闻中农民的失语所导致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媒体隔离拉大了农村和城市的知识沟差距。信息流动是不平衡的，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初衷是关注百姓生计的“百姓关注”没有把农民囊括在百姓之中，“百姓”的范围在这里大大地缩水。使城乡本来就存在的知识沟进一步加深。 其次，媒体隔离使议程设置出现断裂和偏颇。民生新闻之所以在普通百姓中取得了很高的视听率，原因在于它能够反映、创造舆论，进而引起政府关注，影响政府决策，然后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对问题给予解决，这是一个从公众议程向媒体议程、政府议程转变的过程，也是普通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管理的必要途径。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的失语使他们的生活、生存、生计、生命状况不能被很好地表达出来，自然无法影响到政府议程的内容。代表市民利益的城市化的大众传媒所推进的议程转换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如果让农民失语自然就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背离。

　　四、几点建议

　　鉴于以上论及的农民群体在民生新闻中失语的现状，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为改变这一状况都应该是有可为的。就政府而言，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发展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群体的消费能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培养农民的媒介消费习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的介入使媒介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上尽量做到公平。同时赋予农民以平等的“市民权”，包括平等的媒介使用权。就市场化、产业化较为成熟的媒体而言，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农村依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农村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进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将成为可以预期的主要广告诉求群体。就新闻从业者而言，无论是采取何种新闻形式，民生的情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都应该是其一贯坚持的方向。人文关怀之人，民生新闻之民，本是题中应有之意。

　　赵奉军(1977—)男，白族，贵州民族学院新闻学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通信地址：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 邮政编码：550025 电话：13595167632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网 www.chinapop.gov.cn

　　【2】 http://www.farmerblog.org/user1/gaofeiqian/archives/2006/200671323221.html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月刊.2004.8.

　　【4】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P96.中央编译出版.1996

　　【4】刘文瑾.一个话语的语言——市场逻辑与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话语空间的构造[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