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书”怎样编辑出版才能对得起后人？不久前，凤凰出版社在南京举办的《江苏文库》出版专家研讨会给我们以启示。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会上看到，该研讨会没有仅仅聚焦于江苏文脉梳理工程的意义，而是针对《江苏文库》编辑出版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邀请国内一流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专家作了“望闻问切”的“诊断”。


　　对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斌在会上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读者、为社会、为未来出版一套留得住的大书。”


　　这是一部怎样的“大书”？


　　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告诉记者，2016年2月4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整理出版3000册《江苏文库》。如今，数百名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项文化工程。从已出版的《江苏现存著述目录》看，江苏现存历史文献超过3万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


　　从3万余部典籍中选出3000种精华，《江苏文库》将怎样体现？姜小青说，《江苏文库》分《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方志编》《史料编》《研究编》六编，文献收录的地域范围限于江苏省所管辖的行政规划区域，时间从历史开端至1949年9月30日。


　　这是一场打捞江苏历史文化记忆之旅。姜小青认为需要有两点共识：其一，“盛世修典”是历史文化传统，更是时代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江苏文库》的启动有利于后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其二，“文脉工程”是对江苏历史文化典籍的集中呈现，也是对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总结，有助于历史文化转化为当代发展的精神动力。


　　“能够承担‘文脉工程’的出版工作，是我们这代江苏出版人的幸运。”姜小青表示。


　　为何需邀请专家“望闻问切”？


　　要出好“大书”，就要打好“地基”。记者注意到，尽管江苏古籍出版人对《江苏文库》编辑出版充满自信，但是面对类目多、规模大、出版周期长，尤其是在底本获取不能依书目次序的现实仍心存焦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佘江涛在会上道出另一初衷。他说：“在编辑出版《文献编》《史料编》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分类才科学、怎么编号才无遗漏、怎样方便读者查找等，我们的想法是，《江苏文库》在打‘地基’时就少走弯路。”


　　“少走弯路”的想法得到高克勤、黄松、张继红、寿勤泽、曾学文、管士光、李梦生、金良年、郭又陵、宫小卫等曾参与过“大书”出版的古籍出版人集体共鸣。


　　针对怎么分类，做过《续编四库全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按照经、史、子、集依次出版的好处是顺序不会混乱。“当初，我们是每做完一类再做下一类。完全按照《四库全书》分类法调查每类图书，细致到每册书有多少页码。”


　　对此，做过《扬州文库》的广陵书社社长曾学文表示赞同。他以《扬州文库》为例说，前期计划做得越细越好操作。做过1500册影印版《四库全书》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金良年也建议，前期工作做得越细越好，比如精确到每个分册的页数。


　　以影印版《四库全书》为例，金良年说：“当时我们遇到的挑战之一是，必须先将1500册的每个分册页码统计出来，以便美编能按最薄的一本确定书脊字体大小，我把这个想法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马上在全社组织十几名编辑，分工翻阅每册记录分册页码，不到半天，我要的材料全部汇总了。”


　　《江苏文库》3000册图书该怎么编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原社长、编审李梦生建议，对经、史、子、集各部都做个“备用书小书目”，缺什么补什么。在备用书选择上，可以选择厚度相近的典籍。


　　究竟怎么做才有利于稳步推进项目？正在做《浙江文丛》二期工程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勤泽以《浙江文丛》一期为例说，考虑整体性是有必要的，但要有同有异。此外，最后印第一册为好，因为完整书目只有最后才清晰。


　　做过《中华再造善本》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社长郭又陵认为，为保证进度，不一定按照经、史、子、集顺序出版，各部有多少就先出版多少，但最后要保证总数。郭又陵也认为，数清楚册子页码十分重要，因为利于配册。


　　如何保障书脊变化一致性？是按经、史、子、集各部编号还是按大排行编号？是单独销售还是整体销售？……热烈的研讨氛围映射出古籍出版人对事业的喜爱和执着。


　　“以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专门就‘大书’出版集纳专家智慧，不仅对做好《江苏文库》有帮助，对全国其他省份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编审李岩如此评价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