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下，高职教育肩负着构建“三创”教育新体系——“创意教育—创业教育—创新教育”的新使命和紧迫的现实任务。高职教育应以创意教育为前瞻性和迸发性导向、以创业教育为实践性和就业性导向、以创新教育为灵魂性和宗旨性导向，破解“三创”教育建设这三大命题。

　　关键词 创意;创业;创新;命题

　　一、创意教育是“高职教育在创意时代同样大有可为”命题的生动展现

　　创意革命是人类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脱胎于文化并独立于文化的创意产业，就是将人类的创意作为产业发展资源的一种生产模式，它颠覆了以往任何产业发展的基本理念：改变了创意等智力因素在产业发展中的附属地位，独树一帜地将其确立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改变了唯有依靠能源支持才能形成产业规模发展的旧思维定势，有效减少了产业生产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

　　正因如此，创意产业作为新型绿色产业在发达国家备受推崇，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相形之下，现今中国仍在创意业的青黄不接与市场对创意的如饥似渴的交织中艰难前行。[1]人、体制、资金是三大障碍;而人才无疑又是最大瓶颈，因创意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质上就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人对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挖掘和创造的过程，只有基于一种“硅谷”氛围而备受激励的万物之灵的人，才能在创意产业链的锻造、巩固、拓展和延伸中，将创意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使之化作经营资源或资产——创意的人与创意的资产在感性的迸发与理性的审慎中实现互动。

　　创意的人，是一个以“头脑”服务为特征、以专业或特殊技能为手段，将特有的表达内容和信息转换、复制、浓缩到新的创意产品(服务)中，并推动其生产、流通和经营的人才集合体，从对于这一人群的学校培养来看，实力型的普通

　　①本文为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类项目《高职院校“分层联动”机制下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探索、改革与实践》(yb09120)的部分研究成果

　　高校占尽了天时地利，而高职院校囿于其所谓的“低层次”似乎就无所作为了。实际上，高职院校虽劣于创意原创人才的培养，却优于创意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我国，如创意产品的制造与推广、衍生产业的发展、品牌的建立、价值的挖掘及其全程配套服务等创意经济的滞后与薄弱，不仅受困于高端创意人才尤其是原创性创意人才的匮乏，而且受制于大量基础性人才和擅长将创意产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不足。毕竟，再好的创意若走不出实验室、设计室，只能“孤芳自赏”或“胎死腹中”。幸好，高职院校这个“中转站”应该也能够发挥“二传手”的作用：将这些创意成果推向市场并使之产业化，从而转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创意成果转化应用的中坚。“二传手”生动地呈现出了高职院校所肩负的光荣使命——培养数以千万计具有创意理念、创意精神和创意能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那么，高职院校如何做一个称职的“二传手”呢?简言之，就是“三管齐下”：夯实基础、借力共赢、植根地域。

　　奠定培养又好又多的应用型创意人才的基础，就是要从自身的定位出发，在瞄准国际国内创意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新要求中，从“小处”着眼、从基本入手、从所谓的“低层次”(在社会观念中，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仍被认为是低层次的)抓起，努力实现理念变革、体制创新、机制转换、方式改进，以逐步提升实力、扩展影响力。借他方之力，就是要“借船出海”或“借鸡生蛋”，以“四大合作”实现共赢。一是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如通过与劳动管理部门、人事部门的合作，借新职业迭出而创意分支也被列入新职业工种之机，开展相关行业所对应的专业和课程的开发建设、实践(实训)基地和设计中心建设等;也可介入创意业的从业资格考试培训等工作。二是与实力型校所合作。目前，高职院校独立设置或创建创意学院的条件还不成熟，可借实力型校所创建创意学院(或类似机构)之机，涉足创意教育。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在国内创设了首家突出“创意教育”定位的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在浙高职院校可借此开展合作。三是与社会性或行业性组织合作。通过与创意产业协会等重要社会力量的合作，了解或参与相关的咨询培训、中介服务、资质认证、产业测评体系建设以及创意人才合法权益维护等工作。四是与企业合作。企业培训可短平快培养创意人才，以满足应急性、应时性岗位之需，但往往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使得员工后劲乏力。校企合作则可实现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的互利共赢：学校既可借鉴或模拟企业的运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大学生的实践学习力度，以提高其零适应力，又有效兼顾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训练与提高。植根地域，就是要根植于高职院校所在地域的特定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大都市，以其现代化的城市公共设施和个性化的厚重精神，成为创意人才成长的沃土。综观国际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无不如此——与其说是这些国家创意业发达，不如说那些独具风格的大都市引领了这些国家创意业的成长。但中国高职院校一线城市较少、大城市不多、中小城市居多的分布格局表明，它们在受城市人文环境的熏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面，具有先天的局限性;然而更要看到，很多中小城市却有着独特的人文底蕴和历史积淀。既如此，高职院校切不可一哄而起，千篇一律。位于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高职院校，可优先开展一些示范性的创意教育活动，做一些引领性的创意教育项目，其他学校应着力开发一些地域性的特色创意教育活动或项目，做到小、精、有个性。如对于长三角的几个代表性城市的创意挖掘，上海的“世博都会”、杭州的“生活品质之城”、宁波的“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绍兴的“鲁迅之乡”的创意源，都是颇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创意点，这为高职院校提供了各具特色的、丰厚的创意元素和创意空间。

　　二、创业教育是“高职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命题的时代发展

　　自200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来，高职教育就业导向(下称“就业导向”)已走过了五个年头。通过社会性的历史审视和经济性的现实考察表明，就业导向的提出是适时的，也是适宜的。一方面，就业导向正是高职教育作为生存教育的一种本质反映;而与社会资源的“生存—地位”特性相联系的所谓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及其分野，本身就包含着生产领域中技术变迁的影响，因而发展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的生存教育，就成为一国教育制度的重要部分，并体现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之中。另一方面，就业导向正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大的问题——民生问题的真切反映。我国作为人口最多劳动力也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所特有的青年就业、转轨性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三碰头”的困局，使得就业机制成为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稳定机制，而促进就业就成为基本国策。高职教育正是以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和教学内容的岗位针对性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和发展的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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