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八大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尽管我们不难发现前述斯大林相关判断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两个判断的后面，还有“这一矛盾的实质”乃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这里强调的依旧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所有社会形态基本矛盾。

　　到1957年4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37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使得我们把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建立在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地基上。离开了对于基本矛盾的判断，来谈论主要矛盾没有意义。或者说，主要矛盾的解决是服务于基本矛盾的。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在国际关系方面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印度制造的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随着在国内方面，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党内外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开始像斯大林一样，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并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偏离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上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沿用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这样的方法论来观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实践。他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邓小平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八大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对毛泽东主要矛盾思想的拨乱反正。

　　如果上述对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命题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谈论主要矛盾的时候，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任何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如何解决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上，邓小平采用的是前述被斯大林否定了的列宁的渐进改革的方法。并且，邓小平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他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它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5](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5](p327)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5](p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p128)

　　通过对“主要矛盾”这一命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乃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主要矛盾的解决乃是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服务的。在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开同一时期的基本矛盾的。而将上述问题脱离开来，正是我们出现“国情、主要矛盾、目标、实现手段”这四要素之间逻辑上不衔接、不周延的原因。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