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大陆高考一直与户籍密切挂钩。随着近些年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现行高考制度难以解决这些流动人口子女的高考问题,异地高考顺势而生。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异地高考合法性问题——人口大规模流动、户籍制度、与户籍挂钩的高考制度以及异地高考的公平取向。
关键词:人口流动;户籍制度;异地高考;合法性
“人口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教育对象的人,其数量、质量和流动等特征是影响学校的重要变量。”[1](P.7)其中,人口的流动特征更是对学校教育(包括学生生源、教育质量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美国人口近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人口的变迁已经对美国学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P.11)。而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诸多的教育问题,将这些教育放在转型期间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就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本文试图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探讨异地高考的合法性。
一、少数到规模 流动与移民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次人口流动中,经历着从少数流动到规模流动的变迁,很多流动人口也成了潜在的移民一族。
为了更好的研究这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人口流动。但是,对于人口流动的问题,虽很多学者有研究,却一直未有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是指“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如,居住,务工经商,学习,投亲靠友等)暂时或永久性的离开原居住地迁往目的地的行为”[2](P.5),既包括人户分离的流动,也包括户籍分离的人口流动。为以后的讨论方便,人口流动中的人口在本文中特指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已经定居而户籍又在外省份的“漂一族”。
为了准确说明这次人口流动的特征,有学者使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在人口流动规模上,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长,到2005年全国总计流动人口已近1.5亿。在人口流动的形式上中国人口流动总体上还呈现一种钟摆式的流动方式。……但是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正从季节性转移向常年性转移季节性转移并存过渡。在流向上,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镇;从人多地少、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少的中西部地区流向收入较丰厚、就业空间广的沿海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短距离的省内人口流动多于长距离的省际人口流动,但是省际人口流动的比重在迅速上升。在群体结构上,男性流动人口占明显多于女性流动人口,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了绝大多数,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有技术专长的也占了很大比例。总之,当前人口流动的流动规模较大,外出时间较长,人员素质相对较高,以流入城市为主。[2](PP.21-22)
这位学者通过研究,从人口流动规模、人口流动形式、流向、群体结构等方面详细说明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特征。尽管这是该学者2007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特征在未来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质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的原因所决定。“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2](P.1),其中,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形成的经济转型现象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经济转型方向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现实面前,中国人口流动的特征仍是如此。
人口流动是把双刃剑,没有绝对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就对流入地而言,人口流动,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利于流入地的建设与发展,但是也增加了流入地管理的难度;就对流出地而言,有利于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人口的收入水平,但是也可能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下:
正面影响方面: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它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当地的消费市场,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它不仅有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人口流动有利于我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负面影响主要有:它加大了城市综合管理的难度,有可能产生诸如交通拥挤、贫民窟、犯罪率上升等各式各样的城市病问题,流动人口的存在有可能还会对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人口的大量流出有可能对部分流出地的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2](P.29)
人口流动对社会的影响没有绝对的积极与消极,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如此,可能给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已经定居而户籍又在外省份的“漂一族”而言,他们的流动使其子女的教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促进流入地或流出地的教育发展,也可以使流入地或流出地的教育衰败。具体说来,当他们选择流动时,他们就有了“为子女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教育”的权利,而这种选择教育权利在非流动的状态往往难以凸显出来。他们的这种权利通过决定子女是守是流来实现。如果选择了守,那么他们与子女分隔两地,“留守儿童”现象出现;如果选择了流,那么他们与子女一起,“流动儿童” 现象产生。这两种现象当前都受到大家极大的关注,现象产生的问题以及改进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可以说,不论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的确对教育产生了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不见得就是糟糕的。例如,尽管我们看到了许多不良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但是我们也能发现他们中间的精英,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了其他儿童的发展;另外,由于人口流动而造成的对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的政策,至少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总之,人口流动带来了祸,但也带来了福,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考虑,什么决定了人口流动对流入地或者流出地的影响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换句话说,人口流动对流入地或者流出地的影响是可控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做才能控制这种影响,引导其促进教育甚至社会的发展。
二、严格限制到逐步放松 管理与服务
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愈演愈烈的人口流动现象,就不得不关注与之相连的中国户籍制度,其变迁反映了中国对人口流动的态度与对策的变化:从严格限制到逐步放松,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树立了服务的意识。
“户籍制度,是指与户口或户籍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其中包括通过户籍来证明个人身份、执行资源配置和财富配置。”[3](P.1)户籍制度有其自身的缺陷:国家为了管理的方便创造户籍制度,以静态和短视的观点来简单化的看待国家中的人,但是这种简单化难以反映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在实用目标指导下,户籍制度忽视了视野之外的东西,例如细节的丢失。基于简单化思想而设计出的户籍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到的事实越来越不真实,同时,户籍制度也能改变它所反映的问题,即改变现实中的以人为代表的世界。这样的户籍制度往往难以反映现实中的真实状况,而且往往误导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导致我们难以基于户籍制度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