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 奥巴马上台后，外交战略出现调整。就对俄关系而言，奥巴马政府在对俄外交理念、外交决策机构的设置上做出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经过一系列的外交互动，美俄关系逐渐好转。笔者认为，美俄关系得以走出低谷的实质在于，面对美国“选择性接触”的对俄政策，俄罗斯采取了“有限合作”的对策。从长远看，美俄双方固有的不信任感，奥巴马尚未从战略角度处理对俄关系，美俄利益关切点的不一致等认知层次的分歧将使美俄关系即使走出低谷，也很难真正迈入正常化轨道。

　　【关 键 词】 自由国际主义 重启 美俄关系 认知分歧

　　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惟独俄美关系最为跌宕起伏。9.11事件之后，俄罗斯表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与美国达成《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又称《莫斯科条约》)，美俄关系也因此走出由科索沃战争造成的低谷。但这种升温的趋势很快就变得烟消云散。2003年以来，美俄在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俄罗斯国内形势、反导基地和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对抗，双边关系不断恶化，2008年8月8日爆发的俄格冲突标志着美俄关系又一次坠入了冰点。就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概括的：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既有如胶似漆的蜜月期，也有剑拔弩张的对抗期，还有暗中较劲的“冷和平”期。[1] 2009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世人不禁要问：小布什之后的俄美关系将会何去何从，是继续对抗，还是走向合作?

　　到目前来看，2009年是美俄关系得以恢复改善的一年。年初，奥巴马发出要同俄罗斯讨论双边关系和其它外交问题的信号，并很快得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正面回应。此后，美俄高层不断举行会晤。2月6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举行了气氛融洽的会晤。3月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进行双方外长的首次会晤，并按下“重启”美俄关系的按钮。4月1日，奥巴马在参加G20伦敦峰会时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晤，双方同意立即开始新一轮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并希望在《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 I)于今年12月到期前达成新的协议。经过一系列的外交铺垫后，7月6日到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访问莫斯科，美俄就核裁军和反恐合作取得一系列的文本性共识。9月17日，奥巴马宣布取消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的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2]9月23日，在匹兹堡参加G20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这一决定“令人鼓舞”，并暗示，鉴于美国放弃了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罗斯将取消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决定。[3]10月12日，希拉里到访俄罗斯，继续就美俄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磋商。随着年底美俄就START I达成新协议，美俄关系将在2009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以说，随着美国对俄政策主动出现转向，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美俄关系也走出低谷。但细细观察，缓和背景下的美俄关系还包含着丰富的涵义。

　　一、奥巴马政府调整对俄政策的国内因素分析

　　众所周知，小布什政府前期的外交深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表现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抵制国际合作的外交路线。2006年以后，小布什曾试图做出调整，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方面，美国深陷两场反恐战争的泥塘，另一方面，美国疲于应付金融危机，因此，“单边主义”的美国外交也只有积重难返。2009年，奥巴马挟“变革”之势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也迎来调整外交路线的良机。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更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外交传统，就对俄政策而言，奥巴马政府在对俄外交理念、外交决策机构运作等方面表露出改善俄美关系的努力。

　　(一)美国外交传统中的自由国际主义重获青睐，促使美国外交战略出现大调整。

　　在美国历史上，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始终相互交织，无法分开。[4]美国国内思潮实现更替必然对外交政策产生连锁影响。小布什执政后期，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思想重新获得美国各界的青睐，深刻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路线。

　　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思想严厉批评了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指出，布什政府的外交失误在于既要成为全球安全的提供者，又想执行基于狭隘自我利益的保守外交政策;既要成为全球利维坦来解决霍布斯式的秩序难题，又要利用美国实力推进本国目标，即使损害他国利益、减少对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承诺也在所不惜。[5]对此，艾肯伯里呼吁美国应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传统，2006年9月，艾肯伯里和玛丽·斯特劳(Marie Slaughter)发布《建立一个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亦称《普林斯顿报告》)，两位作者认为，民主政府指具备“受人民爱戴(popular)、负责任(accountable)、尊重人权(rights-regarding)”三个标准，而不仅仅指是否有普选制度，美国应该尽量为其它国家创造这样的条件，而非单纯将民主选举制度强加于其它国家。[6]。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向外输出民主的既是无法实现预期的外交目标，也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正确的做法就如艾肯伯里所一直主张的，即领导国应该进行自我实力的约束和保护，建立所谓约束性的制度秩序，如果领导国设立的规则和制度得以正确保证，那么即使领导国的相对物质能力下降，制度仍将有利于领导国。[7]艾肯伯里畅想，未来美国的战略将是形成一个将美国单极实力与广泛认同的规则和制度相结合的国际新秩序，美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8]

　　奥巴马在担任联邦参议员以及参与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深受该思想的影响。在竞选期间，为弥补外交能力的缺乏，奥巴马组建了大概包括300人的外交智囊团队，其中大部分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倾向运用“软权力”(soft power)和经济手段维护美国的利益。[9]在2008年11月3日，也就是大选前一天，奥巴马发表演讲称：美国将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完成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打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应对21世纪的威胁，修复美国的道德声誉。[10]由此看出，奥巴马调整美国外交战略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2009年1月13日，希拉里获得奥巴马提名出任国务卿，她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新一届政府将诉诸“巧实力”战略，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11]巧实力外交可以看做是对奥巴马外交路线的一次公开声明，而这种提法也正直接出自自由国际主义者。2007年，由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布什政府的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共同主持的“巧实力委员会”发布名为《一个更加聪明和更加安全的美国》的报告，奈等人建议：美国新政府应推行巧实力的外交战略，即依靠美国的资源，动用各种手段，兼顾硬实力和软实力，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聪明和更加安全的大国。[12] 因此，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外交已从过去处处单干、热衷于向海外推广美国的民主转变为强调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通过多边主义的手段追求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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