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义会议之所以成功召开，有具体客观、主观的原因。主观原因主要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表现出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高超革命斗争策略和艺术，具体表现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策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策略;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主要矛盾策略。从而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

　　关键词：遵义会议 毛泽东 策略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一是遵义会议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析;二是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使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三是遵义会议在失去共产国际的联系下召开，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的重大问题，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1]由此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开始由衰败走向振兴。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功召开，有具体客观、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排斥，党和红军陷入被大量敌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的险境之中，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和红军亟需一个懂得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规律的领导人，来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突出重围走向光明与胜利。主观原因主要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表现出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高超革命斗争策略和艺术，具体表现在： 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在敌人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面对严重危机，毛泽东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忍受着种种痛苦，进行了大量的团结同志的工作，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他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与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干部群众与王明教条主义领导者严格区别开来，而且即使是对于教条主义中央的领导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一时想不通的，还耐心等待，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慢慢觉悟，并和他们在一起合作共事。由于毛泽东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红军指战员，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陆续觉悟：

　　毛泽东首先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成功分化出两个关键人物—王稼祥、张闻天，从而动摇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集团的营垒 ,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坚实的铺垫。王稼祥本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多亏了长征路上特制的担架,消除了毛王之间的隔膜。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会总结经验，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时，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启示，也更坚定了他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后来在他写的《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回忆道:“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的决心。”张闻天是继王稼祥之后,第二个从“左”倾营垒分化出来的中共领导人。他对毛泽东“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但毛泽东采取了主动,当张闻天和博古矛盾激化,受到排挤时,毛泽东经常去看望他, 这样张闻天开始接近毛泽东。长征出发前,他们同住在云山古寺,两人推心置腹、坦诚交谈,感情融洽。长征途中,“毛王张”同行同住,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至此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毛泽东行。”从此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标志着张闻天与“左”倾教条主义营垒彻底决裂出来,全身心站到毛泽东一边。

　　争取了王稼祥与张闻天，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政治局内部，毛、王、张合共只有三票，仍处少数，还不能形成以他为代表的多数派，于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最高三人团”( 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周恩来。他不但动员王稼祥、张闻天出面做周恩来的工作,并亲自出马,争取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王明、博古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因此，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积极争取周恩来的支持，虽然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但毛泽东见缝插针，利用一切机会,常去他那儿交流思想,获得理解。湘江战役后,红军主力折损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怀疑、抵制和批评,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支持下，毛泽东建议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否定去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获到通过。红军改变了行军方向,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移。接着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当李德、博古反对召开遵义会议时,周恩来晓以利害,耐心说服,用实际行动站在毛泽东一边,直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了使会议一举成功，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红军各军团军团长、政委都参加会议，以扩大支持基础。为了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毛、王、张不顾李德的不满，在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争取工作的同时，又积极到红军的高级将领中活动，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1963年毛泽东在武汉主持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关于遵义会议曾说:“每次开会,都是3票对4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3票对4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3票对4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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