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当前“汉语学习热”潮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学习汉语汉字知识。其中亦有许多韩国留学生。由于这些韩国留学生所学习的汉语汉字知识为在中国当前所使用之现代汉语与规范汉字，因此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期间所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与规范汉字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外汉教学人员所发表的关于韩国留学生汉语汉字教学的研究成果均不属于韩国近代汉字的讨论范围。但将韩国近代汉字的音、形、义与中国规范汉字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类研究成果是属于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范围的，而这亦是韩国近代汉字研究的特色。

　　2、韩国近代汉字研究概况

　　韩国自1972年以来实行与颁布的一系列汉字教育政策，催生了韩国国内研究教育用汉字的高潮。如赵国基的《教育用基础汉字研究——以中高等学校教科书为中心》(1987年成均馆大学校教育大学院硕士论文)指出当前的中高等学校教科书应注重汉字教育，并提出教育用基础汉字的可行性方案。沈庆昊的《关于初等学校汉字教育的当为性研究》(1997年仁荷大学校硕士论文)指出当前初等学校开展汉字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韩国政府着力推行汉字教育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将韩国的汉字教育置于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内进行考察，而这些学者大多是韩国高校毕业生，目的多在于通过考察汉字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汉字教育政策，为韩国当前的汉字教育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如金太汉《汉字文化圈内教育汉字比较研究》(2002年忠南大学硕士论文)比较研究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中国等国所颁布的教育汉字在字量、字形方面的异同。权善玉的《韩中日常用汉字比较研究：以字数、字意为中心》(2002年庆熙大学硕士论文)专门以韩中日三国的常用汉字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各国常用汉字在字数及字意方面的差异。与权善玉文章相似的还有，李允子的《韩中日教育用常用汉字比较研究》(2002年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朴贞爱《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和中国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比较研究》(2005年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等。

　　此外，还有部分韩国学者专门研究韩国固有汉字，如金钟埙的《韩国固有汉字研究》([首尔]集文堂，1983年)、河永三的《韩国固有汉字的比较研究》(载《中国与文学》第33辑)《韩国固有汉字中“国”字之结构与文化特点》(《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12月)等，内容多讨论韩国固有汉字的产生方式、原因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韩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特色。

　　与韩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在研究内容方面更加注重对韩国近代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研究，研究之时多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韩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所形成的毕业论文由中国高校教师指导完成，我们将其看作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关注中韩汉字形、音、义三面的研究成果，如朴点玉的《韩国和中国现行汉字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将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与中国《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字进行比较，得出中韩共同使用的汉字为1799个，并对1799个汉字分作三种情况：韩中字形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汉字、韩中字形有繁简差别的汉字、在有异体的字形中，韩中所定选用字不同的汉字。此外，亦对中韩两国现行汉字的字形、笔画数、笔顺、部首以及归部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韩中汉字字形统一工作有待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田博的《汉字在韩国的传承与变异》(2007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比较韩中汉字在字形、字音、字义及语素供能方面的差异，并由此总结差异特点和规律。另有一些研究成果关注中韩汉字形、音、义三面的某一方面，如任少英《韩国汉字音与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汉语学习》2003年6月第3期)指出现代韩国汉字音中的次浊入声字与汉语中古音以及普通话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赵美贞《韩国汉字音中的汉语上古音》指出当前的韩国汉字音有些来源于中国汉语上古音。吴海娟的《韩中现行汉字字形比较研究》(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朴点玉论文的基础之上，摘取两国汉字的字形进行专门研究，举出43组中韩汉字进行字形比较，指出当前的韩国汉字字形多使用繁体或旧体，而中国规范汉字则在注重对简化了的汉字的吸收。徐新伟的《中韩汉字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对中韩汉字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共同音节、部首归部等差异进行研究，由此指出当前韩国学生在汉字字形学习方面的缺点及其改进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中国学者将对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置于汉字文化圈之内进行研究，但目的却是与韩国学者不同的，中国学者更加注重汉字文化圈内汉字字形统一、汉字简化统一方案以及如何帮助汉字文化圈内中国以外学生学习汉语汉字等问题。如裘锡圭先生的《浅说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字异形的问题》(韩国汉字讨论会论文，1994年)指出当前汉字文化圈内各国汉字存在异形的情况，应将其置于整个汉字文化圈内予以统一。刘世刚《中、日、韩三国汉字一体化的初步设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通过中日韩汉字的历史沿革和使用现状申述汉字的重要功能及其简化进程的一体性。李炬、李贞爱的《汉字中日韩朝文化之基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6卷第1期)指出汉字对日本、韩国、朝鲜的文字、语言、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金红月《中、韩、日三国汉字简化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指出三国汉字简化字在字形、字音、字义方面的差异，指出三者的差异是造成交流困难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对三国统一规范汉字简化字的愿望。邵文利、杜丽荣的《推动中韩汉字“书同文”的一个重要举措——韩国韩中文字交流协会选用的606个简体汉字》(《学术界》2007年4月总第125期)分析韩国1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中的606个简体汉字与中国规范汉字的具体对应关系，阐述韩国学术界启用606个简体汉字对与汉字文化圈国家实行汉字“书同文”重要意义。另有潘先军的《汉字基础在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负迁移》指出韩国学生本身所具有的韩国汉语汉字基础对于其学习中国汉语汉字具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三、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缺失与不足

　　经过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韩国汉字及俗字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缺失之处亦是明显的，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虽然韩国学者对历史汉字资料的整理和辑录成就远远超过中国学者，但韩国学者对于汉文化、汉字知识的缺乏却是其整理研究过程的最大障碍。中国学者虽具有的深厚汉文化、汉字底蕴，但由于地域、国别等的局限，难以长时期从事韩国古代典籍汉字的整理研究工作。而能够关注到韩国古代典籍俗字更是寥寥无几人。因此有必要积极推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为两国学者共同合作完成韩国古代典籍汉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开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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