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框架的基础之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主张给历史唯物主义注入自然与文化因素，从而阐述了其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与历史观。

　　关键词：奥康纳;自然;文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衣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观察视角和解释方法的基础上，从完成自己理论研究任务的不同角度给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的重构和演绎。福斯特和佩珀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他们以“挖掘”的方式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莱斯和本·阿格尔主要从人的需要的异化所导致的消费异化出发，确认消费危机和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以此为基础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奥康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空场，即缺乏自然与文化因素为由，以“补充”和“完善”的方式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以“理论空场”之由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奥康纳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承认他的理论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力排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指控与非难，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缺乏丰富的生态感受性，这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这种缺失是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所处的时代生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而奥康纳要站在当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时代高度，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批判，建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必然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缺失进行“补充”，才能在理论上达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应该说，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2]奥康纳在讲述环境史时也在强调，环境问题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要紧扣时代主题，着眼现实进行革新与发展。

　　二、以自然与文化概念改造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与文化因素的缺失，奥康纳通过自然观的演绎，以协作范畴作为切入点，赋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自然与文化的维度，建构了以劳动为核心的自然、劳动和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和生态学社会主义构想的哲学基础。

　　(一)以自然观的演绎为起点将自然与文化因素注入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以自然与文化概念改造历史唯物主义，是从自然的观念说起，以层层递进的方法展开论述的。首先，奥康纳探寻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他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资本主义的生长过程，阐述了资本主义各阶段的不同的自然观，探寻了资本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的客观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即自然(包括人这一自然物)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同时发生的。”[3]从而说明，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并行的，即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互为前提，并且又都是对方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既然人类史与自然史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使它们产生联系的中介是什么呢?奥康纳又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物质活动是使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作用、产生关系的中介。这也是马克思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放于唯物史观核心地位的原因。其三，奥康纳认为，劳动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影响着人类史和自然史。由劳动所引起的物质活动导致了对自然的改造与破坏，也引起了对文化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不止一种文化的消失。”[4]因此，鉴于自然与文化的历史积累性以及人类物质活动对于自然与文化的作用，奥康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立足于对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其四，奥康纳提出了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由正是由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了自然与文化因素，“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马克思本人很少对自然界本身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5]而他所主张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正是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

　　(二)以批判“技术决定论”彰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与文化维度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突出特点是以“协作”范畴为介入点。他一方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认为这一理论把协作模式归因于“技术的必然性”，即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起源的角度来推导出协作模式性质的做法。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把协作看成生产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看成是生产关系，二者皆不全面。他不同意前者，认为在社会革命年代，生产关系领域内的变化是能够带来协作方式以及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他不同意后者，认为要真正了解权力关系，还必须要知道技术因素的起源。因而，奥康纳认为，任何一个既定的协作模式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技术必然性和权力关系同时都对劳动关系起决定作用。“这样，虽然协作模式是被决定的，但却是被四重因素所决定的。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6]由此，他认为，技术单一决定论是不全面的，协作也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基础上的，而协作既是生产力的又是生产关系的，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应具有自然和文化的维度。

　　(三)以批判“自然造就文化”与“文化造就自然”论证自然、文化、劳动的三位一体

　　既然奥康纳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自然与文化的因素，那么自然与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如何界定?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奥康纳就是以此入手，从批判“自然造就文化”与“文化造就自然”这两种观点来阐述其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历史观。

　　在奥康纳看来，无论是“自然造就文化”还是“文化造就自然”都是片面的。“这两种不加批判就阐述出来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7]

　　首先，奥康纳通过对蒙特利湾自然与生态状况的考察，揭示出自然造就文化仅仅是表面现象，这一观点是经不起检验与深究的。他认为，当资本主义掌握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的时候，环境决定论是没有多少解释力量的。而对于“文化决定论”，奥康纳认为，不同的民族把各自的文化都移植到了蒙特利湾地区，在当地的自然景观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这说明了“文化决定论”有其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人们不得不保持对自然的清醒，因为“在圣塔·克鲁斯西部的克里夫路上，每当冬季的暴风雨季节，猛烈的风和雨会迫使人们联想到人类离控制自然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自然界正以不受我们所控制的其他方式存在着。”[8]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使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时候不能无视于这些规律。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