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9年，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领航者——胡适，突然将关注点转向对“国故”的整理。一直以来，学界对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来源争论不休。本文旨在从胡适成长及受教育过程这一全新的视角，考察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 胡适 整理国故 思想 渊源

　　“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学界对于胡适“整理故国”的思想实质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胡适是“全盘西化”者，他的思想必然是“全盘西化”的结果;有人认为，胡适大谈特谈“实验主义”，而骨子里实在是一位“理学家”，他的思想都是从理学这条路出发的。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本文拟从胡适成长及受教育过程出发，考察“整理国故”的思想渊源。

　　一、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略览

　　“国故”包括中国旧有的一切学术文化。胡适虽然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132，正式揭起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大旗。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评判的态度”指的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并把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至于，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应该持何种态度，胡适回答“也是评判的态度”，即“整理国故”。胡适“整理国故”的初衷在于通过“评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等西方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旧有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和研究，去伪存真，去芜存菁，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从而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整理国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胡适不仅提出了深刻而全面的理论方法，而且身体力行，运用其理论进行大量“整理国故”的实践活动。如他诱发了古史讨论，开展中国哲学史以及禅宗史的研究，对中国白话文学史的整理，对中国章回小说的考证和研究等等，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富有价值的工作。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曾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这四大特色，可见，蔡元培作为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胡适研究方式和治学方法的特色，而非其著作的思想内涵。那胡适又是怎样看待自己“整理国故”的实践活动呢?胡适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2]15由此，胡适清楚地说明了他“整理国故”的根本目的——实践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胡适进一步说“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3]16他坦言“我治中国思想与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我四十多年来所以的著述。”鉴于此，笔者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治学方法，即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4]106那么，胡适这套成熟的思想方法源于何时何处，发展于何时何处，我们要从以下三方面谈起：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

　　二、 思想渊源

　　(一)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历史的态度”，“科学实验室的态度”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受2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尤其是后者对他的影响更大。托马斯·赫胥黎为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包括两个关键点：第一，认为生物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进化过程;第二，此过程存在着生存斗争，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胡适并没有直接接触赫氏本人以及他的思想，而是在上海求学时，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第一次了解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并产生了强烈的热爱。胡适是这样理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我们明瞭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5]2可见，胡适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并没有全盘掌握，只是吸收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就是将生物的发展视为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的。随后，胡适将此观念应用在哲学上，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他解释说“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6]7“历史的态度”广泛应用于胡适的学术研究当中，成为胡适思想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接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明确提出哲学研究的问题应是人的问题或生活方式问题，他反对真理的永恒性，讲求真理的效用性。胡适在其《实验主义》一文中说“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史祖皮尔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7]103“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指的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这种态度包括三个层面：“(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一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永不变的天理”[8]105。从以上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阐释可知，他对这种哲学的理解是正确而全面的，并且准确地抓住实验主义哲学的实质。所以，胡适将泛实验主义总结为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也是胡适“整理国故”中所倡导的思想方法的最好总结。由于这两个根本观念都是受19世纪科学的影响，由此胡适认为“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9]107，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胡适自称是皈依杜威的实验主义者，但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人的现实生活问题而非形而上的学术文化，胡适恰以这套哲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问题，似乎有违师教。因为研究对象的大相径庭，所以导致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差异。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而胡适的“实验主义”更像是一种没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的治学方法。胡适没有全盘吸收杜威的哲学思想，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性情、所受的传统教育文化背景，吸收杜威哲学的相关部分，形成自己的哲学，更确切的说形成的是一套研究思想的方法论。1921年，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表示“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的——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10]380可知，胡适所说的“实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应用，是独具特色的“实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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