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针对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提出了政敌观。他们认为共产党势力得以壮大有着深刻的诱因,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只能使中国政局更为混乱,国共两党应通过政治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其政敌观虽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但它从另一维度反映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独立评论》派; “剿共”; 政敌观
有关《独立评论》派政敌观的研究,学术界已有所论及①。但是,其研究旨趣大多倾向于思想史视角的宏观考察,就政党政治维度下对其政敌观的阐述尚嫌不足。为此,本文拟以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为考察背景,就丁文江、胡适等人的政敌观略加论述,以彰显共产党力量存在、发展的合道性,及其获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一
国共分裂以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便以“匪”、“寇”之名冠于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大加鞑伐,在军事上逐渐加大武力打击的力度。新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把其工作重心放在了军事“剿共”上。出于对此种政治现实的关怀,《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提出了政敌观。
*收稿日期:2009-11-2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谢庐明 (1966— ),女,江西南康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蔡禹龙(1979— ),男,吉林洮南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 1 \* GB3 ① 涉及此论题的研究主要有: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 2002年第4期;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 1932年6月,丁文江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指出:“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1](P3)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是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并控制着赣、闽、皖、豫、鄂等省近三分之一的土地。[1](P2)所辖领土之广,所控人口之众,机构之健全,都不能用“匪”、“寇”加以比附。胡适也持如是观,在文末表态到:“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给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1](P4)表明了胡适对丁文江的支持态度。同年4月《申报》也发表评论说:“今日之共产党不同于……流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此种政府绝非“匪巢”,此种势力亦绝非“匪”、“寇”。 [2]即便是部分国民党中的高级官员也大有此种认识。李宗仁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具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为它们不仅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铁的纪律……更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绝不能将其视为“土匪或是乌合之众”。 [3]可见,此种政敌观,不仅丁、胡二氏有之,即便是新闻界或是军政部门也存在此种共识。
此种政见的产生导源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的政治现实——共产党确确实实的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这种现实不得不让丁、胡等人对当下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进行反思,从中探寻共产党势力得以发展的诸多诱因。
诱因之一,政府的因素。丁文江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之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齐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忙的。” [1](P3)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弊政造就了共产党的事业。正如《大公报》所言:由于政府政治不良,所以才给“少数激烈分子”进行思想宣传,组织武装暴动的机会。就共产党势力而言,“当彼初起,本无大力,党徒猥杂,更乖人望;乃以党轴忙于党争,频年战斗,相持愈久,国本愈蹙,卒使共祸在昔日不过为星星之火者,曾几何时,竞见坐大,寝成燎原”。[4]
诱因之二,农村经济的破产。“中国目前颇多共匪之祸”,“多由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农民因生活艰难,谋生乏术,便铤而走险”,故从“匪”之。[5]正是由于这些农民“游离辗转,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所以才不得不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农村经济何以到此程度?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胡适认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括太苦,负担太重。”[6](P2)大量的税捐用以养兵、养官,官却不能做一点有益于民的事,兵又不能尽保护于民的职责,百姓无法在既存的社会中谋生,不得不另寻出路了!
诱因之三,军阀政治的催化作用。20世纪20—30年代,内战连绵,兵匪遍地,“战乱省份田舍荡尽,阡陌荒废,而养兵适足以造匪,土匪经过招安之后,又变成国家的军队。如是兵匪循环,骚扰连年,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于是,或离乡背井,人口集中都市,造成畸形的发展,或铤而走险,转辗造成地方秩序不宁……”[7] (P30) 即便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蒋廷黻也承认如此现状“大部分是官军和官吏造成的。”官军与乡绅地主相互合作,官军从乡绅那谋取利益,乡绅以官军为依靠,打击报复群众,使得“白色恐怖反过于赤色恐怖”,农民怎能不听共产党的宣传,“不为共党效死力呢?”[8]所以胡适气愤的说,如果“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6](P2)《独立评论》中亦有人认为,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便倾向于旧军阀的政治观,三民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其主要目的仍是传统的分赃政治。这只能促使其反对势力更为强大,典型的便是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其势力的日益膨胀是不用怀疑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