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路径，基本的观点是以本土跨文化实践中的研究问题为出发点，不主张学科“嫁接”方式的知识生产，而主张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跨文化传播的“中层理论”。文章首先回顾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认为这个领域是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继而论证了学科“嫁接”的“不可能”和“没有必要”，然后以研究过程的图式为基础论证了从研究问题出发挖掘不同学科理论的合理性，最后提出从研究问题出发建构跨文化传播的“中层理论”的设想。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研究问题 中层理论

　　[文献标识码] A

　　跨文化传播的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却是20世纪中期以后才产生并发展的。一般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有三个事件标志着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的诞生：一是 1959 年Edward Hall的专著《无声的语言》问世;二是 1970年国际传播学会正式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 三是 1974 年《国际与跨文化交际学年刊》创刊。[1]

　　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引入中国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大多从各自领域的视角进行研究。国内许多学者把跨文化传播与语言教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学、符号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不过，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之间彼此缺乏应有的沟通与合作。从英语术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中文翻译中就可见一斑，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多译为“跨文化交际”，心理学界多译为“跨文化沟通”，传播学界多译为“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传通”，文化人类学界则常译为“跨文化交流”。[2]

　　总的来说，“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是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引发的问题，不同于跨文化传播最初产生时的起源于实践需要的问题”;即使从问题出发，也存在问题“过于宏大，或者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过时的问题，或者是过于超前的问题”。[3]

　　笔者赞成这种看法，并认同理论源于实践需要的判断，但本文不打算以理论归纳的方式来梳理跨文化传播研究，而希望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反思并梳理这个多学科交叉且具有丰富实践的知识生产领域。通过反思与梳理，笔者试图在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①]之间，起到一定的沟通与扩大共识的作用。

　　本文以下将这样安排：首先，笔者将简单回溯跨文化传播问题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其次，笔者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整合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的思路：学科层面与问题层面的整合;在第三部分，笔者从研究过程的图示出发，论证了从研究问题出发来整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原因和理由;第四部分则在描述领域内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主题四种分类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从研究问题出发建构中层理论的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了小结。

　　一、跨文化传播问题提出的背景

　　任何社会理论都是对社会实践领域所提出问题的回应，也就是说，描述并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起因，寻求对策，并对其进展作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和说明。起源于二战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源于实践需要。这种需要大体上可以归为三部分：一是战后美国人大批到海外生活、工作和学习，遇到很多问题;二是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美国大学，产生很多交流问题;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民权运动将种族和民族问题提高到显著位置，如何处理不同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4]

　　另外，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交流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全球化”作为概念与事实同时出现。人员、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流动，不仅带来了资本与人员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作为表象的新时尚、风气、品位与新的生活方式，不但与后发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比较不“接轨”的群体)会发中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地区性文化(包括以民族国家形式为标识的文化，如法国文化，英国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交往日渐频繁。2001年12月，经过长达15年谈判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开始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开始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截至2007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179亿美元。[6]

　　另据统计，2007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共检查出入境人员高达3.45亿人次，其中中国公民2.93亿人次。[7]有230个国家和地区人员来我国观光旅游或从事贸易、商务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活动。[8]

　　这些数据都说明，跨文化传播的社会实践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跨文化实践领域出现的大量社会现象和问题，亟需予以理论概括与指导。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不断繁盛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显得愈加促狭和不足。”[9]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两种取向：学科与问题

　　实践领域所衍生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和侧面，“既要涉及到不同的文化系统 , 又要涉及到由不同文化系统支配和影响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和不同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诸多复杂现象。”[10]而这些不同层面和侧面的现象与问题，也早已作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比如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国际关系、文化比较以及传播学等等。

　　笔者认为，从学科层面对这些领域的知识进行整合比较困难，并且没有必要。这是因为，学科是不断在解决社会实践领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中所谓基础理论研究“其主旨在于增加知识，而不是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而其中的应用研究则是在增加了特殊目的和条件下“将基础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11] 不同学科都存在不同的方法论假定(assumption)与理论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框架与阐释体系，并据此选择各自关注的特殊问题，比如语言学关注的“跨文化语用失误”[②]，心理学关注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差异”[③]，传播学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翻译学关注语言翻译中的“误译”等等。面对纷繁复杂的不同学科及其关注的杂乱纷呈的不同问题，在学科层面整合方法论和理论假定，在此基础重新建立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与阐释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话。

　　正因为文化和跨文化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和广阔性(几乎囊括了一切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所以退一万步说，即使建立起来这么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和阐释体系(远比任何哲学都要抽象，因为这个理论同时也要把构成文化要素的哲学囊括进去)，也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十万八千里，不可能对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多少理论意义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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