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符号翻译论、交际翻译论、认知翻译论、文本、意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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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要：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翻译理论研究从最初关注文本意义的翻译，到关注作者意图的传递，再到关注意义与意图产生与传递的过程，经历了语言学从符号学、交际学、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语言学的发展一直对翻译研究以启示，翻译理论研究各流派、各阶段之间的继承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规迹可以引导未来研究的方向，对现代翻译学科的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符号翻译论、交际翻译论、认知翻译论、文本、意图、过程                        引言
翻译学建设是当代翻译界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同语言研究一样，都是人文科学领域一个具有漫长发展历史的学科，它的发展一直随着人类对语言的认识而不断地发展，因此翻译曾被很多人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翻译学建设当然也不例外。但翻译研究又有自身的规律性，因此完全把翻译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分支当然会对该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所以建设翻译学是翻译界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
翻译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翻译要译什么，是一个应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课题。虽然翻译界对“翻译就是翻译意义”这一命题似不存异议，但对于“意义”内涵的理解以及如何在译语中实现对“意义”的表达却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意义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问题也一直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因此，纵观翻译研究的历史，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是从意义是什么出发，发展到现在人们关注意义是如何产生与传递的，其间历经了上百年的时间，虽然尚未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翻译研究发展的脉络却清晰的把人们的视角一步一步引向科学的道路。
从历史角度看，翻译研究可以大体上分为翻译艺术派与翻译语言学派。翻译语言学流派注重研究翻译本身所具有的科学规律，以最新的语言学理论为理论依据，不断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语言学派的研究历经了符号翻译论、交际翻译论和认知翻译论三个阶段。
一、符号翻译论
符号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兴学科。符号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符号的科学。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Charles Peirce)。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美国芝加哥的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系统地发展了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种“哲学理论，研究作为代码系统的一部分的符号和象征的产生，以及研究如何用符号和象征类表示信息。”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观点，世界是由符号组成的，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的、总的符号系统。用于社会交际的符号具有一定的层级性，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是一个大系统，而语言系统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Morris, 1946)
符号学研究的贡献在于对意义的研究。符号学的语义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意义不是由单纯一种关系，而是由多种关系构成的，覆盖了多个层次的意义。符号学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从这些层次上对语义加以系统的研究，从而为语义的传译提供依据。莫里斯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即符号载体，符号的所指及解释者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符号学的三个方面的意义，即所指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言内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以及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这三个意义的总和即是符号的完整意义。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充分注意到语言所指意义与字面意义的区别与联系。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之下这两种意义是重合的，但角度却是相异的。例如：Indian meal和Indian summer，其所指意义分别是“玉米粥”和“小阳春”，而字面意义却分别是“印第安饭”和“印第安夏天”。(柯平，1993) 至于言内意义，比如诗歌之中的押韵、格律、词汇在句子之内的顺序、双关、平行结构、反复强调等各种修辞手段都需要译者高超的翻译技巧才能在翻译中得到有效的传递。符号学意义观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最重的大的贡献莫过于它使翻译中意义的传递有章可循，使意义的研究有了可供度量的标准，但在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了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语用意义的分类就包括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交意义、祈使意义、联想意义等，这些意义在翻译实践中都是与说话者、听话者本身所处的环境、其身份修养、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想关的，(柯平，1993) 所以使翻译变得尤其困难。
雅可布逊(Roman Jacobson)首先借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能指”、“所指”概念对翻译文本的语言形式和内容进行区别性研究，初步形成了建立在语义层面的等值概念。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的重新编码的过程。（Jacobson, 1959）卡特福特(John C. 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并把寻求另一种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围绕源语和译语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别对翻译原则进行探讨，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对等。
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符号学语义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研究的范围还局限于词、句的结构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关系上，对于符号语义学中语用意义在翻译中的传达未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很多的翻译理论家试图利用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简化翻译以及翻译研究的复杂程度，因而使翻译成了在源语与目标语之间寻求等值成分的过程，没有充分考虑深层上的语义关系，而且忽视了话语交际功能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该阶段的翻译理论对于符号学意义理论中的语用意义就如同语用理论本身一样没有对于意义及意义的传译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二、交际翻译论
鉴于符号学派翻译法的种种不足，一种以交际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方法应运而生。尤金·奈达(Eugine Nida)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不仅应传达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各种功能，这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Nida, 2003) 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了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两种方法。该观点是以语言学家布莱尔和雅可布逊提出的语言三大功能为理论依据的。他们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有：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传达信息功能( informative function)；产生效果功能(vocative function)。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根本区别在于交际翻译强调信息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则强调信息内容。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不同，主要是在表达形式上。语义翻译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而交际翻译则是重新组织句法，运用常见的搭配和常用的词，使译文流畅、地道，简明易懂。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出原作者的思维过程，力求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形式，发挥了语言的表情功能。而交际翻译关键是传递信息，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为特定的读者“量体裁衣”，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以及产生效果的功能。(Newmark, 2001) 纽马克还从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他认为语义翻译象思维一样是建立在词、词组之上，而交际翻译就象言语一样是以句子为单位的。纽马克反对把功能对等看作翻译的唯一目的和标准，他提出的根据文本类型采取翻译策略的主张在翻译研究上可谓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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