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E. T. A.霍夫曼的作品以幻想和怪异为特点，但在看似光怪陆离的表面背后却是对人类及人生的深邃思考。短篇小说《一则来自一位有教养的年轻人的信息》以一只猴子的口吻描述了它的受教育史，这一过程看似荒唐，实则猴子以其与人类极其相近的亲缘关系隐喻了人类社会，并从多个层面反映出19世纪初期欧洲人的自我构想问题，包括对教育的思考、对陌异地区的理解和对女性的定位。论文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将小说放在这些多样而相互交织的时代话语中进行分析，探寻猴子作为人类的镜面形象所折射出的人对自身的理解问题。

　　关键词：猴子;教育;女性

　　Key words: monkey; education; female

　　【基金项目】：1.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动物之文化意义在德语文学中的演绎与变迁》(项目编号2016PY22)

　　2.2016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动物之文化意义在德语文学中的演绎与变迁》(项目编号sisu201636)

　　3.2017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德语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及文化意义》(项目编号SISU2017YZ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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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霍夫曼的短篇小说《一则来自一位有教养的年轻人的信息》(Nachricht von einem gebildeten jungen Mann)[1]创作于1814年，首次发表在《音乐汇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上。小说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一位叙述者介绍了这位“有教养的年轻人”——原本是一只名叫Milo的猴子，然后引入他写给女友的一封信，由这位叙述者抄写了下来。这封信便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并且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的第一部分看似只起到引入的作用，然而从叙述者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介绍和评价了一只猴子，与小说的第二部分——从猴子的角度来评价自身以及人类社会——则形成了相互对照的结构。同时，小说的标题也隐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一位有教养的年轻人”是叙述者对猴子的评价，“一则信息”指的便是这封信。在叙述者的评价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有教养(gebildet),二是(男性的)人(Mann)。因为这与小说发表的时期——即19世纪初期的各种话语紧密相关。一方面，18世纪人类学的兴起导致了大量关于人的知识的生成，并开启了对“整体的人”的观察。对人的构想随着19世纪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壮大更是打上了“修养和教育”的烙印。另一方面，从18世纪开始兴起的进化思想在经过拉马克主义之后逐渐产生了影响力，并在19世纪中叶的达尔文处达到巅峰。这不仅是生物学上的重大进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与之紧密相关的人类学，因为它为人类理解自身提供了另一个维度。动物，尤其是猿猴，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开始受到极大的关注。此时，猴子在文学作品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作为“人的镜中形象”和“人类学上具有扰乱效应的角色”[2]，在人对自我的理解和定位中提供一种参照和反思的可能。进化观念使人与猴之间不再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它们之间非常直接的相邻关系为文学作品的破界游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便利。[3]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文中的叙述者将猴子称为“有教养的年轻人”便不难理解了。而小说标题中的“一则信息”也同样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即1800年前后的书信时代。书信是当时重要的交往媒介，会阅读与写作成为市民阶层修养和受教育的重点，它们一方面成为信件交流的前提，同时写信又反过来锻炼和促进了阅读与写作。因此，本文试图将这篇小说放在这些多样而相互交织的时代话语中进行分析，探寻猴子作为人类的镜面形象所折射出的人对自身的理解问题。 2

　　小说开篇由叙述者表达了对文化进步的赞扬，称“文化在不断蔓延开来，甚至是某一些不能接受高级教育的物种，其天赋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1](426)。这句话看似是对文中主人公猴子的褒扬，却又从侧面反映出了人类对动物的定位：比人类低一级的生物。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在1778年出版的《自然史》中已经有了对自然界各种生物的分类，通过对自然界的命名，人确立了自己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同时，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更是将动物排除在所谓的“文化”之外。但当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被揭示之后，人们开始将教育理念付诸于动物，或者说想象将其付诸于动物身上。通过对动物的教育过程的展示来折射对人的教育。在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学者托马斯•马候(Thomas Macho)看来，“因为这一无处不在的人与动物的对比并非自然而然，从某方面来看，它是启蒙人类学的结果，伴随它的一方面是将人看作是更好的动物的进步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则是将动物视为更好的人的浪漫理想化观念。”[4]文中的叙述者称这只猴子“在文化方面达到了如此的高度，因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造诣以及优雅的礼节而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并且在所有的有修养的社交圈中深受欢迎。”[1](426-427)然而，这并不是“将动物视为更好的人的浪漫理想化观念”的体现，因为它的某些“小细节”仍然暴露出它的“异域出身”[1](427)，例如“特别的跳跃步子”、“听见别人嗑坚果便不能自已”，或者“在与女士行吻手礼时将其手套抓破”[1](427)。这些小细节正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本性，或者人类更愿意说，动物性。在这里，动物作为具有陌异性的他者，折射出人类对自身文明持有的优越性。而猴子作为与人类有着最高相似度的动物，则更加反衬出这种陌异性，这种陌异性被弗洛伊德称为“对人类天真的自负之伤害”。[3]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第一次伤害是指地心说的毁灭，第二次伤害便是指人类自认为是被上帝优先创造的物种，却被生物学证实来自于动物界且其动物天性无法根除。第三次伤害则是关于心理学领域的，即自我并非‘自己的主人’。[5]只不过，对于第二次伤害，人类尝试用另一种方案去诠释它，即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和文字来与动物彻底区分，以证明我们进入了更高一层的“文明”。因此，在猴子Milo的信中所描述的受教育经历中，语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在信的开篇便说到：

　　我回想起以前的那些不幸的日子是感到震惊的。亲爱的女友，那时我向你表达我内心最温柔的思想时除了发出一些不恰当的声响外别无其它，那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无法听懂的声音。那些刺耳的带着哭腔的“诶、诶”(Ae)声，即使伴随着温柔的目光，如何能表达从我那充满男性气概并长满毛发的胸中散发出来的真挚而热烈的情感?[1](427)

　　掌握语言是进入文明或文化的第一步，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步。18到19世纪的西方社会，会阅读和写作成为市民阶层修养的关键，接受教育几乎等同于学习阅读和写作。猴子Milo在接受了人类教育之后，开始认为它之前所生活的地方是未开化的野蛮地区。“我那些可怜的亲戚们还生活在那广阔的未开化的森林里，它们跳跃在树林间，以生果实而不是加工过变得甜美的果实为生……“[1](428)而这个地方便是它女友所在的地方：北美。显然，这样的空间对比并非偶然。当时的欧洲在经过了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后，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欧洲人自认为将文明带到了那些野蛮地区，欧洲中心主义也正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将这一地点设置在北美，一方面为Milo写信提供了距离上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更加凸显了它的“异域出身”。因此，可以说，猴子Milo也代表了来自野蛮地区的另一种“人”。对猴子的驯化也是对人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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