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概括与我党对国情的判断、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行动纲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周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周延表达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且长期落后的国情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应修订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奋斗。”

　　关键词：中共 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主要矛盾 党的基本路线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在十三大我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后，又被表述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它与国情、党和国家的建设目标以及达致这一目标的行动纲领，也即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四者之间，本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但仔细分析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却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们是完整的或者周延的。

　　一、现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

　　我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判断上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一阶段。

　　从十三大到十五大，再到十七大，我们对初级阶段的特征的把握，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但总的对这一阶段国情的判断没有变化，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的阶段。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明确这一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行动纲领则是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上述命题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对国情的判断是全面落后，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目标是现代化国家，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包含四个要素：国情、主要矛盾、目标、实现手段。在这四个要素中，国情、目标与实现手段这三个要素，自成逻辑。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党的相关文件中对国情的把握，也基本是从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四方面入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两点论、重点论原理，在所有的矛盾中，一定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我们于是在全面落后的国情的基础上，寻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并且以为，只要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其他矛盾的解决就相对容易得多。这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逻辑。但这样一来，上述的“国情、主要矛盾、目标、实现手段”四个要素势必就要变成“国情、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手段、解决主要矛盾所达到的目标、(总)目标”等六个要素，才可以在逻辑上自洽。

　　而如果我们把主要矛盾的表述看作是对全面落后的国情判断的一种总的概括，那么“国情、主要矛盾、目标、实现手段”在逻辑上尽管有瑕疵，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问题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达能够概括十五大、十七大关于国情的描述吗?

　　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作出九个方面的描述，它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从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二是从产业结构状况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三是从经济形态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四是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学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学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五是从人民富裕程度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六是从地区差别状况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七是从经济政治和其他体制改革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八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九是从实现目标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上述九条中，第一条与第九条，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的总概括，其他七条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展开。这九条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八个方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作了下述八个方面的概括：

　　一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三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四是缩小城乡、区域阿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五是民主法制建设与广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六是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七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八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上述八个方面，前四个方面可以归纳到经济层面，第五讲的是政治、第六讲的是文化，第七讲的是社会，第八讲的是外交。

　　党的十七大将上述八个方面描述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无论是十五大所描述的九个过程性特征，还是十七大所描述的阶段性特征，当我们把这些描述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描述相比较的时候，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这一判断，强调的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满足这一需要的社会生产也即供给方面的矛盾，它将其他方面的需求忽略掉了。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它既难以概括十五大报告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九个过程性特征，也难以概括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八个阶段性特征。也因此，即使需要用一个主要矛盾的命题来概括十五大、十七大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征的话，上述表述也是不周延的。这是其一。

　　其二，笔者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当本世纪中叶，我们完成三步走的宏伟战略，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了的国家之时，按照我们党的文件的一般表述，我们达到的乃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时，商品经济将继续存在，按劳分配也将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分配方式。而人民的需要则当然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也因此，那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旧可以描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将等同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前面的限定词“初级阶段”就没有必要使用了。这在逻辑上同样是不周延的。

　　其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明确是特指中国的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它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无指导意义，我们不做判断。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乃是特指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国家所必须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但这样一来，这一理论就不仅局限在了中国这一地域内，它还迫使我们在逻辑上继续追问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关系如何?而这两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逻辑上不周延的表述?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主要矛盾”这一命题追根溯源。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他们都没有使用过“主要矛盾”这样的命题。斯大林则经历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并最终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所谓矛盾。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的这一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p577)

　　斯大林对我们今天使用的主要矛盾命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作出的表述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乃是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这是“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最初表述。但请注意，在斯大林的这一表述中，他概括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他回答的是生产的目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提出和倡导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3](p610)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改造。[3](p613)与列宁不同，斯大林选择了“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斯大林的逻辑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不会发生到冲突的地步，——未等冲突，我们就会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先进的生产力。而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里，不会出现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即便出现，我们也能够把他们坚决地从精神到肉体上都给消灭掉。斯大林的问题在于，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导致了党内产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党内，把持不同意见者当成了革命的敌人，从而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给苏共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建国初，我们学习苏联，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破除了苏联的神话，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开始更加自觉地走上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9月，中共八大决议即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八大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尽管我们不难发现前述斯大林相关判断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两个判断的后面，还有“这一矛盾的实质”乃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这里强调的依旧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所有社会形态基本矛盾。

　　到1957年4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37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使得我们把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建立在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地基上。离开了对于基本矛盾的判断，来谈论主要矛盾没有意义。或者说，主要矛盾的解决是服务于基本矛盾的。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在国际关系方面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印度制造的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随着在国内方面，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党内外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开始像斯大林一样，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并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偏离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上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沿用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这样的方法论来观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实践。他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邓小平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八大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对毛泽东主要矛盾思想的拨乱反正。

　　如果上述对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命题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谈论主要矛盾的时候，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任何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如何解决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上，邓小平采用的是前述被斯大林否定了的列宁的渐进改革的方法。并且，邓小平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他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它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5](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5](p327)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5](p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p128)

　　通过对“主要矛盾”这一命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乃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主要矛盾的解决乃是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服务的。在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开同一时期的基本矛盾的。而将上述问题脱离开来，正是我们出现“国情、主要矛盾、目标、实现手段”这四要素之间逻辑上不衔接、不周延的原因。

　　三、怎样表达才是周延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当然还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没有疑义的。而要实现“国情、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逻辑上的衔接与周延，笔者以为，我们可以直接描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全面且长期落后的国情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目标之间的矛盾，也即是国家的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

　　这一表述中的“全面且长期落后的国情”，既可以很好地概括十五大对于国情的九个过程性特征的描述，也可以很好地概括十七大文件中对国情的八个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此其一。

　　其二，它与目前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较，在内涵上也丰富多了。现代化本身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等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此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也绝非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谁决定谁的问题。既有的表述，因为强调的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相应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其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施政实践中所造成的“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GDP崇拜等，客观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自不待言。

　　其三，我国从目前的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笔者以为到本世纪中叶或可达到。未来的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四、五十年内内，将一直面临的是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型的时段。也因此，笔者关于主要矛盾的描述仅仅适用于初级阶段完成以前的中国，适用于其他类似于我们这种从前现代向现代、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型的国家。

　　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衔接问题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是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七大又对基本路线的内容加以补充。今天，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内容的完整表述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当我们把国内的主要矛盾理解成是全面且长期落后的国情与现代国家的宏伟目标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上述党的基本路线就应相应地做如下修正。

　　第一，把“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修改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是因为“领导全国人民”容易造成党和人民之间关系的误解。诚然，作为执政党，它自然担负领导全国人民的责任，但按照我党关于国体、政体的表述，我们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的授权又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补充一句“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鉴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客观上所导致的城乡差距、阶层断裂、社会溃败、分配不公等紧迫而周知的社会现实，如果还是仅仅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把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所谓政绩基础上，那么一旦当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如人意，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到来，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的时候，我们党就将面临着政绩困局的危险，[6](p46-50)那时，我党执政合法性必将遭受巨大挑战。作此修正后，把我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促进社会公平加进来，则可以较好地解决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互动问题，消解政绩困局，增强党的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将最后一句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化”字去掉。“现代化”和“现代”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有语病，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现代国家”。

　　这样，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作如下表述：“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奋斗。”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为基本的国情乃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的全面且长期落后，我们的发展目标乃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二者之间的矛盾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行动纲领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如此，国情、目标、矛盾、行动纲领四个要素环环相扣，逻辑关系顺昌、周

　　主要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斯大林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吴克峰.政绩困局——概念、原因及其破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J],2006.第5期.